【读书】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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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11-21 12: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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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谱的历史与金融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历史。但是,它轻率地改写了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约翰·肯尼迪,再到罗纳德·里根,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遇刺事件,无一例外,都被该书统统归结为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所谓“货币发行权”的阴谋策划所致。书中,美国革命不再是北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政治独立与经济自由的斗争,而是为了所谓“货币发行权”;南北战争不是因为是否废留奴隶制所引起的尖锐冲突,而是“国际银行家”的操纵结果。
  该书还郑重宣称,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以美国、英国、苏联与中国为首的盟国反击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正义史诗,而是罗斯福总统玩世不恭地在战争硝烟中验证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并让国际银行家们在战争中再次大发一笔横财。肯尼亚总统被刺杀是因为他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关于白银券的11110号总统令;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战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中东石油危机不是欧佩克而是国际银行家的决定等等。
  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使历史霎然面目全非!简单得出格,歪曲得离谱,难免给人哗众取宠之嫌。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金融。由于文笔流畅,且引述了许多历史典故、传说、轶事、名人语录等,它引人入胜,勾起了一般读者对枯燥金融问题的兴趣,这是该书的一个贡献。但遗憾的是,该书对许多经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缪误甚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测、肆意定论,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并有可能误导政策制定者。
  全书每每强调,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如何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力,可随心所欲地玩弄王权与政府于股掌之上,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盛极一时,至少在19世纪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跨国金融企业,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算是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场地位与影响力目前已可以说微不足道。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及企业并购业务的市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的规模,该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更谈不上呼风唤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
  书中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这并不符合事实。同样,今天的J.P. Morgan银行经过无数次分分合合,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出台前的老J.P. Morgan公司除了继承同一商标品牌,其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公司文化、业务与客户基础皆有显著不同,市场影响力也是今非昔比。
  该书武断地认定,所谓国际银行家为一小撮利益一致紧抱一团的阴谋团体,而对现代金融体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空前激烈的竞争这一客观事实全然漠视。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曾经盛极一时的Drexel、霸菱等老牌银行都已破产,而书中一再提到的库恩·雷波公司也已经无迹可寻。
  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就是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金融业也恰恰是现代经济中最受监管的行业,其经营业务活动受到各国政府如财政部、央行、专职金融监管当局甚至国际组织的严格监管。书中所刻意描画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恐怕除了存在于作者的丰富想象中,纯系子虚乌有。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国内信用与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银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
  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如果政府不能通过借款(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往往必须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货币融资 (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 deficit),其结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尤其是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是政府通过央行滥发货币弥补极度财政赤字,结果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
  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货币战争》一书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颇为离奇,近乎荒谬。 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也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是最新的例证。《货币战争》一书称,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为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该书并没向读者解释清楚究竟为何国际银行家企冀的不是价格稳定,却偏偏是通货膨胀。
  《货币战争》一书试图给读者一种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但其实立场含糊不清,多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书中弥漫了反犹太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揉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与机构;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并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不信任;对日本的同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系西方国家金融核弹打击所至;日本倡导亚洲货币基金乃“天经地义”,而美国的反对属极端不合理等)。
  总之,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方面,此书是一杯奇特的“鸡尾酒”。这也难怪。书中所援引的原著政治立场本来就五花八门,作者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中文版而已。
  美联储辩诬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货币战争》一书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诋毁,尤其是对被各国广为仿效的美联储无端攻击。全书特别把美联储是私有中央银行作为惊人秘密进行大肆渲染, 称美联储的性质与来历是美国学术界与新闻媒体“心照不宣”的禁区。
  其实,美联储的背景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从美国建国100余年后,围绕要不要设立中央银行以及设立哪种模式的央行,经过许多公开的辩论交锋,甚至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美国开国元勋中,最谙熟金融财经事务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所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以及后来重设的第二银行,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自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储法”前后始,美国知识界与媒体对美联储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在世界各央行中,美联储的结构与组织形式虽然显得特殊,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许多入门经济学教科书对美联储的历史与制度都有专门介绍。
  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权力集中的恐惧,以及对个人及州政府权利的悉心维护与捍卫。汉密尔顿虽然认识到个人自由与各州自治权的重要,但他坚信,为了确保与自由相辅相成的经济繁荣,美国必须有集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即今天在全世界普遍通行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可惜,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纲领与理念过于超前,而未能被他的同代人和继承者所及时理解与接受。作为准央行的第一次试验,成立于1791年的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停业,而民粹派代表人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否决了国会关于延长美国第二银行执照的提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所倡导的正是联邦政府集中控制货币发行与供应,而安德鲁·杰克逊等所捍卫的则是各州银行自行发钞的自由与权利。但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汉密尔顿是与国际银行家沆瀣一气的罪人,而杰克逊总统却成了“杀死银行”、捍卫国家货币发行控制权的英雄。
  事实上,在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后,美国金融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不稳定状态。自1836年起,美国银行恐慌危机至少每20年就爆发一次,而1907年爆发的银行危机蔓延全国,导致银行纷纷倒闭,给存款者与经济造成了惨重打击。痛定思痛,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共识——美国无论如何必须设立中央银行,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
  鉴于美国的独特政治传统与文化,在长达数年的联储筹备与法律拟定过程中,设计了一套较为精细的权力制衡机制,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妥协精神。其结果是,美联储系统并没有把权力集中于纽约或华盛顿,而是设立了一个在全美有12个地区联储银行的分散系统,以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反映并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而且,联储银行被设计为准公立的机构,实际上为公私合营的混合组织,其目的是防止一个公立的联邦权力当局侵犯私人企业部门的权益。
  纯粹从所有制来看,每一个地区联储银行的股东由该联储地区的成员银行构成,因为成为联储银行成员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购买联储银行的股份。而这些成员银行都是私人商业银行机构(美国从来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说美联储系统中的12家地区性联储银行是私人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错。
  但是,从实质控制权来看,美联储体系是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职权,包括货币政策(确定准备金比率、贴现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银行监管,并通过其“最后的贷款者”角色维护美国金融系统稳定。
  虽然各地区联储银行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毫无疑问,美联储体系的核心权力掌握在总部设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Board of Governors)手中。联储局是美联储系统的龙头与神经中枢,由七名理事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机构。所有七名理事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的一系列银行改革举措,联储局的权力与影响不断扩大。联储局制定准备金比率,审核并确定各联储银行的贴现率,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的决策。联储局的所有七名理事都是FOMC的成员,占FOMC的绝大多数,且联储局主席兼任FOMC主席。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联储局所控制的FOMC在整个美联储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联储局还拥有其他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影响各地区性联储银行。例如,虽然各联储银行行长在理论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类、B类董事由成员银行推选)选出,但必须得到联储局的批准。联储局常常向各联储银行的董事会推荐行长人选(通常为职业经济学家),而联储银行的董事会也通常乐于遵照联储局的“建议”。联储局还有权确定各联储银行行长的薪酬,并且审核各联储银行的预算。
  如果联储局的权力如此之大,实质上掌控着整个美联储系统,那么,地区联储银行的“私人股东”,即成员银行,对美联储的运作有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几乎为零。成员银行虽拥有联储银行的股票,但并不享有类似所有权所相应的利益。尽管美联储系统每年可录得2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盈利,股东或成员银行最多能指望得到6%的年度分红,绝大多数盈利由联储局转交了美国财政部。因此,与一般私人公司股东不同,联储银行的股东对其名义上拥有的财产毫无支配权。成员银行最多只能选举联储银行董事会中A类与B类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这名董事常常是由联储银行行长所提名。因此,股东或成员银行,在美联储系统中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与影响。事实上,今天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是联储的成员银行,而在半个世纪前,这一比例曾是半数。因为成员银行实际上没有“私人股东”的权益,而且还必须承担在联储银行缴存准备金的义务,股东或成员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断有银行机构脱离联储系统,削弱了联储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以至于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监管与货币控制法案中增加一个特别条款,即不管是否成员,所有存款金融机构必须在联储系统维持准备金。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本质差别,对美联储的领导班子在专业上是否胜任称职,在货币政策上是否制定得当,在维护金融市场信心、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目标方面的记录是否完美等涉及中央银行的关键问题不着笔墨,毫无兴趣,而围绕着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这一点上大做特做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近30余年后还继续残存的对私有制的偏见,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有较特殊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中央银行的根本性误解。美联储的诞生,对于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而《货币战争》一书对此却悻悻写道,“1913年12月23日,美国民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力所颠覆”,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该书对美联储有何成见,事实是,美联储自成立近100年来,已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很多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民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未经选举产生,却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机构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包括国会与总统在内的许多公共权力机关的信任。

扩展阅读:瞎说我眼里几位骗吃骗喝的经济学家

前几天,林毅夫教授卸任了,发表了一个演讲指出,他相信中国未来还能高速增长20年。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他还说过,相信未来中国还能高速增长30年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缩短了十年,但是我还是佩服他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说出这个判断的勇气。公开高举红裤衩,主张中国长期优势的就只有他了。在他说出这句话出来之后,许多网友都在讽刺林是五毛,是御用文人,是在放屁。他们不相信看似危机四伏的中国还能继续保持8%的高速增长20年之久。社会上莫名其妙的出现这样的风气,说中国差不一定立场错,说中国好,就一定是不对。在经济学界也是如此,一大批危机经济学家串出来,天天在说,中国不怎样,就会崩溃,中国和美国差多远,中国怎么不好。有人总结成为经济学家只需掌握的几句话“中国不行啦,中国有危险,中国经济要改革,要转型,要提高消费,要较轻小企业负担,要反对垄断,要减少政府干涉”,再加上一点点数据,一点点术语,基本上能骗过国内绝大多数人。以至于有人将经济学家列入当今社会的十大恶人,其它好像分别是”贪官,砖家,富二代,官二代,开发商,城管,公知,毛左,美分“

经济学家没有比中国更容易当了。我身边许多中国人还在攻读博士的志向就是先在美国捞一个终身教授,然后回国再去立言立名,我也不能免俗,不管冷门热门,寒窗多久,无论现在做的是计量方法,还是做的事货币理论,无论研究的是美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拍卖机制,无论是金融定价,还是宏观理论,博士课题不管是做了什么,发表的paper不管是什么方向,都不妨碍他们在对国内一知半解,从未调研的基础上对任何课题都大放厥词,危言耸听。许多人在美国可能永远入不了主流视线,上不了报纸,成不了智囊,在学界混的一般,转眼就在国内混的风声水起,而真正的大牛反而却相反。华人经济学排名第一位的是石寿永,算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我曾经听过他的一个seminar,实在是”无聊“极了,远不如李宏彬研究共产党员有没有先进性有趣,但是我对他充满敬意,他从没有拿第一经济学家的名头在国内骗吃骗喝。而白聚山等人的纯计量理论方法,我不知道国内的大众有几个人能听得懂。


其实经济学家在中国混的这么好,得益于经济这个字。经济,经世济民,使得在美国并不特别火的一个专业,在中国居然有了救国救民的意味。中国人理解的经济和经济学的本身实在有太大的差距,老百姓看到你学经济的,马上就认为你在研究治国方略,因而肃然起敬,于是乎买股票也想问你,炒房子也想问你,找工作也想问你,美国打不打伊拉克也要问你。我想任何一个人,哪怕上经管学院听上半年的seminar,都会犯糊涂,这就是经济学?你们天天干的是这个?就像我解释给我父母听的时候的表情一样。


然而这样说,对经济学还是有点不公平,我虽然对经济研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对这门科学还是充满敬意。只是经济学涵盖的范围太广,任何一个学者可能有生之年,最为成功的只是某一个方面,但是却便利的帮着许多人顶着一个经济学家,无耻的是利用大众的迷惑,对自己其他不善于的方面指手画脚。前几天邹恒甫出来批评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非常让人大快人心,其中有几句话甚是锋利:
”张维迎这辈子已经没学术前途了,以后只能在社会上胡混了。大概从2000年开始,张维迎、陈志武和郎咸平……这些人就都没再搞学术了。“郎咸平有经纪人帮他联系“业务”。吴敬琏一直炮轰“权贵资本”,其实他本人就是“权贵”,不然他为什么要给“权贵资本”当独立董事、白拿高薪?张维迎经常骂“垄断”,那他为什么要去垄断央企当独立董事、白拿高薪?”

仔细看一下,其实他说的大体是对的,张维迎,一副民营经济代言人的样子,他对吴英的发言和定性,一眼看去就知道他连吴英因何定罪都不知道,他肯定连吴英的判决书都没读过。连是什么都不清楚,或者都不愿意去了解,就敢在公众面前为吴英请命,再看看其他的言论,国企应该分给民众,金融自由化。所谓的主张无不是迎合公众口味,从没有做过细致的研究,又缺乏相应的论据支持。本人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研究成果,可是却对大学治理,国有企业,金融市场等等,全部“精通”。经济学家不肯扎实调研,不肯踏实研究,只是不断的提出论点,却从来没有好的基础论证。而大部分人都是简单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拿美国的一套,不考虑任何实际情况的原样复述。在进行对比的时候,完全忽视不同国家的的发展阶段,比如拿基础设施完善,经济社会成熟的美国对比中国,得出中国铁公鸡过多。不明白的人一听,好像确实这么一回事情,稍微内行的人就会觉得完全是胡扯一气。

这里要说说陈志武,他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他是我的株洲老乡,虽然对他早期的学术成果不是很了解,但是对他最近几年的言论还比较关注,人品实在不怎么样。也许是回来的比较晚,一直做金融定价,最近几年才回来,突然发现各种肥肉都已经被前面的小辈瓜分了。即担任不了什么政府智囊,也做不了什么院长系主任。但是还是不妨碍他回国忽悠。因为急于上位,以至于有点走火入魔,以至于博鳌论坛上会感慨官员企业家太多抢了自己的风头,他对美国有着非同一般的狂热,美国负债是美国藏富于民,中国财政平衡是强取豪夺,美国在非洲外交竞争是美国外交高尚,中国传统文化有问题。陈志武在美国混的再好,也不可能上CNN,但是在中国有耶鲁的title就完全不同了,以至于无论是人口政策,金融市场,国企改革,外交,教育,能源,产业发展都能说上几句,又都是毫无内容,空洞无聊的几句,无论是国企分给全民,还是每个人发1000块钱,养儿防老不道德,计划生育要放开吗,许多事情好像可以不经脑子的说出来,陈志武确实是金融方面的牛人,但是以上任何一个话题都可以穷尽许多人一生研究的,陈明显利用在某一狭小领域的成功,达到自己名利的目的。国内目前做采访最积极的就是陈志武,什么媒体什么场合什么话题都接,好像经济学家就像是天才,一通百通,而陈的言论能搜到的绝大多数细看,从来没有什么新意,都是套话,甚至连套话都不是。难怪一般的经济学家宏观研讨会都不喜欢带上他。和李稻葵、茅于轼不同,他没有自己的研究团队,和左小蕾他们不同,他也没有大的金融公司背景,没有数据的支持,因此就喜欢胡说。比较搞笑的是2008年,他说中国5年肯定有硬着陆,2012年有同样的记者采访他问”五年快过去了,咋没有发生呢。他又说短期没有,5-10年之后有。最牛逼的经济学家也没有他这种胡咧咧的预测十年后。因为没有数据团队支持,自己本身对中国经济也没什么深入研究,他的言论有时候甚至是可笑的,比如,他引以为豪的'减税课题“,最喜欢将中美进行对比,也许是在发言之前,他google了一下相关数据,便胡诌出“
美国政府还不如苹果、高盛这样的公司。这恰恰表明了美国民间的社会很富,我们千万不要把美国民间的财富跟政府的财富混在一起来看。如果跟中国做一个对比的话,中国单说预算内的财政税收今年可能会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GDP的25%左右。那么美国联邦政府今年的财政税收大概是22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今年GDP的14.5%。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收到口袋里面的美国经济的收入只占美国GDP的14.5%,而中国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是占中国GDP的25%,中间相差10%~10.5%这样一个水平。再看财政赤字,如果今年的财政赤字美国联邦政府大概会到GDP的12%,差不多是1.6万亿美元,中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与GDP比例大概在2%多。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政府征税的强度跟中国一样的话,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也就是在2%~3%的水平,跟中国完全是一样的。”

可是他连美国联邦政府收入和美国政府收入都搞不清,稍微在美国的人都不会相信美国政府只拿掉了GDP的15%,否则老子交的税都狗吃了? 事实上算上各级收入,占了超过40%。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en/d/d9/Us_gov_spending_history_1902_2010.png

而上面的言论中的一些遣词和数据也恰恰反应了他许多事情是靠估计,靠感觉,靠大概,任何事情都不肯下苦功夫。比较好笑的是,某一次采访,居然说”我看新闻,xxx省x月的财政收入增长达到190%,这简直是不可思议,xxx 到了如此地步“。我好奇的搜了一下,,怎么可能!百度第一个条目就说的很清楚,原来是将原本预算外收入纳入到预算中。我在想,看到190%这样不合理的数据,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都不会好奇的,认真的查一下,哪怕百度一下么?作为经济学家,即使不做学问,对一些事实难道一点求真的心理都没有了么。永远是,我看新闻,xxx怎么了,我看报纸,xxxx怎么怎么。难怪其人这么在乎自己的版面。偶尔举出的数据,也是漏洞百出,或者是别有用心。环球时报有篇文章专门探讨陈常自豪的所举出的1995年到2010年增加10倍。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5/2746573.html?bsh_bid=96043228。将其观点从头到尾批驳, 我很好奇,作为经济学家的陈志武是不懂得财政收入是名义增长么?拿均值与总量相比,故意选取特定区段的数据,等等,实在不是一个有操守的经济学家所为。其他言论也很相似,立论轻率,瞎对比,爱出风头,论据缺乏,数据漏洞百出,一个搞衍生品定价的硬生生成为经济文化政治的百科全书。

还有郎咸平,刚入清华那年,正是郎顾之争,当时那个一个人对抗德隆系,止住管理层买断的郎咸平现在变成了一个天天危言耸听,操弄民粹,编撰小说的演讲家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日志,在驳斥他的大豆阴谋说,就冒昧的自己引用一下自己的帖子 http://blog.renren.com/blog/bp/Qg58nmDgLC。 这几年发现他对于阴谋论有点走火入魔了。不过郎许多观点还是非常喜欢,例如他一针见血的支出资产泡沫的根源是制造业的危机。

当然国内也有我敬佩的经济学家。清华的钱颖一老师和白重恩老师算是两个,两个人都不是很高调,自己知道的不一定说,自己不知道的一定不说,钱老师从一开始就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凭他在转轨经济学中的地位,对中国经济改革应该是能说上话的,其对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总结,至今让我有振聋发聩的感觉。白重恩老师一贯是谦谦君子的样子,虽然身居清华经济系主任,说任何话都是有自己的研究基础,我大学四年唯一两次见到白老师上电视,一次是探讨服务业,一次是资本回报率,背后都是两篇经济学研究的文章。李宏彬老师微观做的很好,但是很少对宏观问题瞎说。其次还有茅于轼,虽然他许多观点我不赞同也不喜欢,但是老人家都80多岁了,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点,哪怕被人骂成精卫之子,也绝不去讨网民喜欢,许多问题,都是经过研究,有论据支持的,其小额信贷的试验也是非常值得敬佩。最后还有厉以宁老师,不轻易发言,不哗众取宠,说话都是有根据,有逻辑的,注重调研,我亲自听过他对林权改革的调研总结。

另外还有林毅夫老师,我觉得他是真正跳脱了西方经济学的框框,对中国经济有自己独到观点的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是2009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关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讨论,克鲁格曼和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奇迹完全是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不是来源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增加,林毅夫老师指出索洛余量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的技术进步已经反映在了含有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本积累中。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他始终抱有信心,另外还有王小鲁,李实,樊纲,等等。其他的我了解很少,也不好多说,每个学校都有许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低调治学,严谨说话的经济大家。他们大都对某一个方面有了深入的研究成果才说话,言之有物,言之有据。不会轻易的向民粹低头,也不会拿套话取悦媒体博取版面。

最后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李子奈老师,最早为了引进钱颖一,白重恩,李稻葵,将自己所有的头衔和职位都让出去,在面对学生时,最为负责,最没有架子。不像李稻葵老师可能实在是太忙了,好像和学生说一秒钟话都是浪费时间,除上课外,面对学生都不想使用大脑的人,李子奈老师是真正说话做事,一丝不苟,踏踏实实,注重调查研究。为人低调,但对待学生却极为用心,诲人不惓。以前觉得李老师的计量无趣,可是真正到了博士的阶段,发现李老师的教科书真的精要。前几个月得知李老师退休,但退休之后做一些真正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第一次不为别人,不为名利,只为自己兴趣”,只求事实。别的人退休就退了,经管学院唯一留下个人手机的就是他。希望李老师能工作顺利,健康长寿。


我本人没有任何希望成为经济学家了,因为自己能力有限,实在做不出什么东西,也因为对经济学某些部分的疑虑,还有是兴趣不同。我渴望尝试呆在办公室更有趣的人生。看的paper不多,可能也就听过几次演讲,或是看过几篇采访,实在没有脸对他人品头论足。只是偶尔看到真正踏实治学的人无人问津,而一些演员却被人信以为真实在是忍不住瞎说几句。我深深敬佩那些忧国忧民,但又不是哗众取宠的学者。有时候某个观点,某篇论文,真有让人醍醐灌顶如沐春风的感觉。中国经济学家的舞台比任何国家都大,这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平天下冲动,也有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过多干涉,也源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希望看到这个舞台被人糟蹋成名利场,糟蹋到自己被列为“十大恶人”。前几天MITBBS 有人说了这么一段话,很让我感慨。他说一般的科学家介绍,都是他发明了什么,他发现了什么。经济学家见面一般都谈论谁牛谁不牛都只说他发了几篇paper发在了那个top 期刊上,有时候做了什么东西,怎么做的都不会去了解,此话有点绝对,但也有点道理。记得好像香港的高中,经济是一门必修课,当经济金融在中国人日常生活越来越重要,甚至大过了DNA的组成,大过了辩证法,大过了数学,英语,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在中国的高中普及经济学,当一个全民都懂一些经济基本原理的时候,相信再有人拿几句话纵横天下就没人这么耐心了,再有人主张将外汇储备分光做福利,就不会有太多人相信了。


真心祝愿我所有的继续埋头深耕经济学的朋友们,能够学业有成,著书立说,成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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