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 | 人工智能、人的解放与理想社会的实现:一种可能性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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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1-08 11: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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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联合主办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东方公益事业规范与测评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大数据社会科学应用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云联盟产业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华东政法大学中外政治制度学科负责人、华东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全球治理指数(SPIGG)项目首席专家、国家治理指数(NGI)项目首席专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指数(CICSR)项目首席专家。

   

摘要: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之下,人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将由少数工作的人和机器合力提供,全球小康社会的实现可以预期。同时,人类的财富需要在一个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下进行分配。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实践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生产交由少数的人和机器完成,这样就给予其余的人大量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免于工作的束缚使人类能够更加深彻地反思自身、关注自身,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将更有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似乎更加接近解放的状态。但同时,由于人工智能对整个社会变迁的影响极其复杂,因此需要更为细致和巧妙的方式来推动这一变迁。否则任何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放大为社会分裂,并最终导致社会转型的中断。

关键词:人工智能 全球小康社会 理想社会 人的解放


人工智能的发展开辟了人类未来的多种可能,那么它是否会促使人类社会向着“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方向迈进?或者说,在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是否会更加趋近于马克思意义上的解放状态?本文将对此进行讨论。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提出过他们认为的理想社会形态。这一思想传统在西方是由柏拉图开启的,经由莫尔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再到马克思那里集为大成。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实际上是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极为重要的一种形态。从物质极大丰富,私有财产逐渐废弃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再到最终扬弃私有财产和人的异化,并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对理想社会的论述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本文将就人工智能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推进的可能性做较为详细的分析。

一、网络共产主义:一种理想社会形态的先声?

对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讨论是思想家永恒的主题。柏拉图较早在西方思想史中开创了这一传统:“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柏拉图的理想政体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正义,以及全体人民的幸福,“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的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

继柏拉图之后,西方另一个讨论社会理想形态的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什么形式才是最好而又可能实现人们所设想的优良生活的体制”。亚里士多德在收集诸多城邦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政治分析,其研究也更具现实性。他首先讨论的是社会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他认为,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所讲的“理想国”,是一种公有制的国家,是“把子女归公育,妻子归公有,财产归公管”。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持批判态度的,“那些思想家所拟的以划一求完整,实际上不合于城邦的本性,他们那种城邦所希望达到的最高成就实际上是城邦的消亡”。城邦的本性是自由人的集合,但绝对的公有制将消除自由。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整体上更加现实,他提倡的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的政体模式。

在近代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的学者是托马斯·莫尔,莫尔在《乌托邦》中描述了一个从柏拉图那里受到启发的理想世界。“乌托邦”是其幻想的一个隐秘于世外的岛国,莫尔详细阐述了“乌托邦”中的治理模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这个国家秩序井然,民众都是“高度有文化和教养的人”,而且“几乎其余所有居民既不懒散,所忙碌从事的又非无益的工作”。城乡之间的阶级差别也消失了:“他们对于本城及附近地区消费粮食的数量虽然心中十分有数,却生产超过自己需要的谷物及牲畜。他们将剩余分给邻境居民。当他们需用农村无从觅得的物品时,就派人到城市取得全部供应,无须任何实物交换,城市官员发出这些供应时是毫无议价麻烦的”。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们可以自给自足地实现生产,同时人的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在莫尔之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理想社会形态做了重要的描述。他们不仅描述了这些理想形态,而且还进行了相关的实践。例如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进行“新和谐移民区”实验。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实践最终失败,欧文也因此破产。但是按列宁的话来说,这些都是“伟大的老空想家们提出来的”思想和实践。同时,这些思想和社会实践对于后人的启迪意义要大于当时的影响。

最后对这些理想社会形态进行概括的集大成者是马克思,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阐释。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并彻底消灭了阶级差别,社会成员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即从巴贝夫(Gracchus Babeuf)等人简单废除私有财产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最终达到“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由此所实现的人的解放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更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而这样的共产主义也成功地弥合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巴黎公社中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实践,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尚未成熟,这一实践最终失败。苏联苏维埃革命初期,也做了一些尝试,但由于实践上的困难和国际压力的增大,列宁对当时的制度作了大幅调整。然而,人类其实并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这种理想社会的探索。这种精神也反映在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变迁中,福利国家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在用一种改良的方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二战后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就对英国的福利政策大加赞美,他说“福利国家”是英国工党取得的重大成就,是早期的“社会主义”先驱们追求的天堂。福利国家不完全等同于共产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向这种理想社会形态进了一步。例如,福利国家会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给弱势群体更多补助等。当然,福利国家的实践更多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下展开的,但这种探索的内在原则蕴含着某种共同的理想。

在福利国家兴起的同时,西方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新的思想成果,即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罗尔斯的《正义论》可以说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调和的产物。尽管罗尔斯思想的主色调仍然是自由主义,但是他在《正义论》中的核心观点,即差别原则却是主张从最不利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更加接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这也是许多评论家把罗尔斯称为自由左翼的原因,同时也是罗尔斯的思想在中国非常流行的重要原因。

思想及其实践环境是在发生变化的,而这种理想社会的形态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后反映得更加明显。网络本身就是基于人们之间的联结和交互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互联网的出现及其导致的技术变革进一步促进了一些共产主义理念的实现。例如,在网络计算机软件中,很多软件产品都体现了共享的特征,它们被称为“开源软件”。在网络技术发烧友或者说被主流认定为“黑客”群体的观点看来,软件都应该是开源的,发明软件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人类更好地工作。如果自己发明的软件可以为他人做出贡献,这就是无限的光荣,而不应该把软件以专利的方式保有起来,并从中牟利。在这些“黑客”们看来,像微软等公司那样利用软件来赚钱的行为并不足道,因此这些人开发了大量的开源软件。开源软件也越来越成为软件序列中的主导,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改进这些技术从而快速提高人类应用知识的能力。

艾伦·斯沃兹(Aaron Swartz)的举动似乎是网络共产主义的先声。2011年,24岁的斯沃兹侵入全球极负盛名、同时极其昂贵的期刊数据库JSTOR,将约500万份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下载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并将这些文献在社交新闻网站Reddit进行全球分享。但这些行为遭到了非法入侵网络系统的指控,斯沃兹将受到最高35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20131月,由于审判的压力,加之常年抑郁症的影响,斯沃兹在家中自缢身亡。但由于斯沃兹的努力,JSTOR最后开放了部分文献。这对网络共产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英国《卫报》援引斯沃兹支持者的说法,将他比作“数字时代的罗宾汉”。斯沃兹去世之后,由于其对网络共享的突出贡献,被载入了世界网络名人堂。

世界著名科技类杂志《连线》(Wired)的创始人凯文·凯利(Ke-vin Kelly)也强调,共享是网络的基本规则。凯文·凯利指出,“在线公众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共享意愿”。例如,我们在前网络时代会拥有一本书,但在网络时代更流行的是阅读电子书,如购买下载Kindle或者其他格式的电子书。在Kindle电子书的阅读中,人们可以做很多标注,并以自己的方式将其保存下来,但使用者并未完全拥有这本书。同时,使用者对这本书的批注在上传之后也可以被其他人获得,并进行交流。由此,共享而非前网络时代的占有,将成为阅读的中心。

基于网络的共享原则,凯文·凯利又详细阐释了“网络共产主义”(dot-communism)的概念,即“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易经济体;在那里没有财产所有权的概念,政治体制由技术架构来决定”。这种网络共产主义将产生广泛的文化影响力,甚至超越政府。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国家政权来实现这一目标,现在,数字共享则超脱了政府,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作用”。在凯利看来,这种因共享导致的广泛协作将产生一种新的平衡个人与集体的“网络政治”:“与其将技术社会主义视为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中央集权这一对零和博弈的某种妥协,不如将技术共享视为一个新的、能同时提升个人和群体价值的政治操作系统。共享技术其未曾言明但又不言而喻的目标是同时最大化个体自主性和群体协同力量”。技术将逐渐解决个体自由和集体协作的矛盾,并导致社会的去中心化,为社会的平等和谐奠定重要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由网络等科技所推动的社会进步,体现了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形态的某种端倪,随着科技的进步,这种发展在未来依然不可限量。

二、全球小康社会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助力的理想图景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中国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这一目标接近完成,全球小康社会的前景也成为可能图景。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发展能够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新的经验。例如,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因此从许多发达国家的传统观点来看,中国人实际上无法解决饥饿问题。然而,中国却高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按照中国政府的精准扶贫计划,到2020年时,中国在2015年的7000万贫困人口都将顺利脱贫,而中国社会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因为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而言,历朝历代的政府都面临温饱问题的巨大压力。在新中国的治理框架下,这一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而且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跨越性的进步。中国政府的这一努力,赢得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赞誉,而中国也有意将这类发展经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交流和传播。从中国小康社会迈向全球小康社会,正是其中的关键要义。

从目前来看,中国发展经验的传播是通过金砖国家联盟、20国集团(G20)、“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等机制来实现的。金砖国家包括巴西、印度、俄罗斯、埃及和中国,这五个国家经济体量都较大,并同处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跃进的重要进程之中。因此,如果这五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全球小康社会的雏形就会形成。G20包含了发达国家,也包含了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因此G20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国家互动平台,有助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其资源、要素、市场等。同时,G20也是一个全球治理转型的重要平台。这里转型的含义是指,全球治理的控制权原先完全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手中,而G20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与发达国家共同来制定全球治理的规则。因此,G20是未来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它不仅会促进全球资源分配的匀质化,也会促进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型。因此,这一机制也是全球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

“一带一路”最初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项开放性倡议,而亚投行则是为了支持这一倡议而成立的重要融资平台。这一倡议在提出之后,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响应。由此,“一带一路”也变成了一个鼓励资源共享和要素流动的新平台。“一带一路”首先强调基础设施的建设、技术以及人才的交流,这些都会帮助不发达国家更加容易地获取各种资源要素。同时,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会向着发达国家的水平更加靠近。如果“一带一路”的平台和倡议在未来得到有效实施,那么沿线的六十多个国家(其中很大比例是发展中国家和政局动荡的国家)的整体治理和社会状况将会得到重大改善,全球小康社会的实现也就变得更加可以预期。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在于克服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实现相当程度的共同繁荣。战争、传染病和饥饿一直是人类生存面临的三大敌人,这是马尔萨斯的经典观点。马尔萨斯认为,由于这三大因素的存在,人类的人口一直无法突破某一数量限制,然而人类目前却似乎越来越接近彻底解决这三个问题。人类面临世界大战的风险似乎越来越低,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核武器的威慑均衡,也可能是每个国家都难以负担战争的成本等综合因素导致的。传染病曾经是人类最大的杀手,历史上一场黑死病曾经杀死近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目前尽管人们仍面临传染病的压力,但这种压力越来越小。例如2016年,我国(不含港澳台,下同)共报告法定传染病发病6-944240例,死亡18237人,报告发病率为0.0050659%,报告死亡率仅为0.0000133%。饥饿对人类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小,尽管在非洲的一些地区由于战争等其他因素的综合效应,饥饿仍然是约束当地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一数字已经越来越小。而在西方以及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与富裕相关的疾病大量出现,如肥胖症、糖尿病等。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便认为,美国已经逐渐步入了“富裕社会”,国民生产总值处于上升的趋势,汽车等个人消费品也在扩张生产。因此,在未来完全消除饥饿,让全世界人民都过上一个温饱的生活应该是可以预期的,而且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也是可以实现的。

如前所述,由科技推动的社会进步,往往会为理想目标的实现提供可能的环境。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全球小康社会的实现也获得了新的助力。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历史上的几次技术革命都增强了人类获取资源的能力,从而使得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先进的技术对于全球的繁荣,尤其是对疾病、暴力和粮食问题的解决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三大问题的解决无一不显露出技术的力量。加拿大人工智能专家彼得·诺瓦克(Peter Nowak)指出,“世界将在一段时间内走向更大的繁荣,特别是经过了上两个世纪的加速发展之后,不仅是计算将无处不在,相对的富裕也会无处不在、唾手可得”。世界的相对富裕,或者说,全球的小康社会更多是智能时代的产物。

同时,智能时代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更重要的还有社会人文环境的改善。技术是无国界、无阶级、无等级的,因此技术的进步和共享将极大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平等。并且,人工智能也能够以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对社会治安等问题进行规范和改善,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看到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巨额增长,还有整体上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社会正义、更少的暴力犯罪,以及更少的困境、更多的机会”。这样的发展是可以预期的,而这实际上也会进一步推动全球小康社会的可能图景。面对智能时代对人类的巨大塑造作用,诺瓦克最后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是对的”,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终极辩证假设终将实现。实际上,相比于马克思的时代,目前这种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期,已经具备了新的科技基础和物质条件。因此,以新的技术条件来推动理想社会的实现,已经成为一种可能的预期。

三、瓦尔登湖与未来人类生活:可持续的相互合作

理想社会的实现,最终需要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落实到人类的生活之中。而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思考理想社会,同样需要关注人类未来的生存状态。如前所述,未来的全球治理需要在资源共享的观念下展开,同时也要推动共享平台的建设和拓展。这就需要发达国家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非常充裕的技术、资本等要素。发展中国家则要通过自身人口素质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整体性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提升其综合国力。假如这一前景可以实现的话,未来的全球社会将朝着更加匀质的方向发展。而在迈向这一前景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思考,未来全球治理的内容和治理对象将会呈现一种怎样的状态?

未来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人工智能尽管会让一部分人失业,但却帮助人类做了绝大多数的工作。同时由于人类借助人工智能所创造出的财富足够全世界所有的人使用,因此绝大多数的人实际上被解放出来,可以做他们更加想做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就会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的人,而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微观基础。然而这其中还有一些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工智能和少数工作的人创造出的财富是否够全世界的人来消费?这个问题是思考人工智能与未来理想社会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那么,究竟需要多少社会财富才足以支撑一个人的生活呢?这一点可以从《瓦尔登湖》的经典案例中得到参考。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让人们的生活陷入一个怪圈:人不断生产不断创造财富,同时也在不断增加人的欲望,然而在人的欲望面前,社会财富永远是不够用的。例如,一个人在拥有了一栋房子之后,可能还会预期在另一个地方有其他房子。一个人在拥有了一部可以上班时乘坐的汽车之外,可能还希望在闲暇时有一辆敞篷跑车供他消遣。因此那些拥有较多财富的、被冠以社会精英的人士往往用游艇或者私人飞机来显示他们的财富或社会地位。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的这种不断上升的欲望水平似乎没有一个尽头。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Henry Thoreau)却尝试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即回归自然。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绝大多数所谓的“生活必需品”是社会的惯性使然,而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即食物。“所谓生活必需品,在我的意思中,是指一切人用了自己的精力收获得来的那种物品:或是它开始就显得很重要,或是由于长久的习惯,因此对于人生具有了这样的重要性,即使有人尝试着不要它,其人数也是很少的,他们或者是由于野蛮,或是出于穷困,或者只是为了一种哲学的缘故,才这么做的。对于许多人,具有这样的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即食物”。而要获得这些必需品,“只要有少数工具就足够生活了,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如此而已……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关于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他甚至在瓦尔登湖自己造了一座房子,并精确计算了所有的消耗。

仅仅按照梭罗一年中的消耗,那么人类创造这些财富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享用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在饥饿边缘挣扎的人?其根本原因是全球治理和某些国家的国家治理机制不够有效和健全。因此,人类在未来不仅要增大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同时要找到在社会中更加有效地分配社会财富的机制。这样才能给每一个人足够的生活条件,同时又保证这个社会不会为每一个人的全面小康而枯竭或者崩溃。

应该说,伴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以及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由少数工作的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协作来养活全世界所有的人,这样一种状况是可以预期的。当然,这一预期要建立在以下几个条件上。第一,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即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少数人为工作核心的生产部门的总生产能力还要进一步提高。第二,全球性的分配机制要更加合理,这需要促进那些非常不发达国家的国民能力的综合建设。毕竟,我们讨论的人工智能乃至网络技术要触及到这些国家还需要非常多的努力。第三,要完善那些不稳定国家的国家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机制。人类的许多资源是在相互的猜忌和斗争中被消耗掉的。世界银行就发现,其对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被这些国家的军事独裁者所挪用,并且可能发动了另外一次战争,这就是资源使用低效的一种表现。这些由发达国家转移支付过来的财富和资源,如果通过不发达国家良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机制,用以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和医疗水平,或者说帮助政府搭建一系列有效的公共服务平台,那么长远来看这个国家的治理就会有效地实现。因此,从上述三个条件出发,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机制,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相互合作与共同繁荣,乃是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四、闲暇时间与心灵的安顿:智能社会发展的挑战

如果养活所有人的财富可以由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少数工作的人来实现的话,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尽管他们丢掉了工作岗位,却获得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自由。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所谓人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可支配的闲暇时间的增加。

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对闲暇时间进行了研究。马克思认为,闲暇时间是指人们从事直接生产活动以外用于休息、娱乐和发展个人才能的时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进行生产活动,主要的和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满足自己所需的物质产品与劳务。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时,人们没有必要把他们的全部时间用于生产生活必需品。他们在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还有空闲时间可以支配,这样就产生了闲暇时间。

关于闲暇的古典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认为闲暇代表着“可支配的时间”以及“不受约束”。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最高的善包含着闲暇,不受拘束的状态使人们有时间沉思,从而带来真正的快乐——然而在当时,仅有少数精英分子能够享受这种快乐,因为他们不需要为生计操劳。在古典时期,这些拥有闲暇的人便成为了一个阶级,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称之为“有闲阶级”。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样的“有闲阶级”将可能扩大至整个人类。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Keynes)曾在1930年预言,到2030人们的平均工作时间将缩短至每周15个小时,这将为人们带来大量的闲暇时间。他在一篇名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文章中讲到:“人类首次遇到这样一个真实而永久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科学发展和资本福利所带来的免于经济压力的自由和闲暇时间,以过上一种明智、合意且完善的生活”。

然而,闲暇时间的增加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实际上还会带来其他的问题。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许多研究都指出,当一些人的闲暇时间过多时,可能会使得这类人更加容易走到极端的一面,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学讨论这些问题面临的情境是数量较小的群体。而在未来,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困境是,假如这类有闲阶级的数量超过半数,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按照吴军的判断,未来智能机器将全面取代人类工作,真正能够工作的或许只有2%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那就是有闲阶级的心灵安顿问题。对于一些本身有很多文化需求的人而言,闲暇时间的增加恰恰可以让他实现这些愿望。人们对于这种状态是向往的,庄子的“逍遥游”似乎就是对此的一种愿景式描述。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可能并不一定对某些文化艺术有很强的追求。那么这类群体的心灵安顿,可能要进一步通过一些传统的方式来解决,甚至会让宗教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个问题对于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技术发展超出了社会的承载能力,不仅会导致社会的混乱,甚至也将打断技术发展的进程。一般而言,如果人们心灵安顿的问题解决不好,政府往往会对相应的产业发展和失业问题进行干预。为什么有一些低效率的生产方式仍然在社会中存在?这背后其实有更多的考虑。例如,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仍然有大量的公交车采用人工售票的方式。这样的情况不完全是出于利益成本的考虑,而更多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因此,如果由技术迭代引发失业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那么很有可能导致社会系统的紊乱,乃至整个社会进程的中断。

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人类的闲暇时间,个体精神摆脱生产的束缚而获得解放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对于未来人们的理想生活状态做出一定的预期。具体而言,在未来,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会越来越突出,并逐渐成为个体的自觉选择。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和繁荣也将促使人的可选择内容的增加,而选择内容的增加则会减少人们之间的冲突并增进相互理解。由此,人们日益关注自己的心灵,与之伴随的,则是对外在利益冲突的摒弃。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文明的冲突”可能会逐渐淡化甚至消失,统治阶级的显著地位也将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逐渐消解。从人的解放的角度而言,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的变化可以称作是“平静的解放”。

五、自由人的联合体:智能化与人的双重解放

从某种程度上讲,科学对人的概念的影响,从神经认知科学打破灵魂的观念开始,将会随着人机结合对肉体的重新定义而结束。17世纪中叶,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宣称:人的大脑不同于动物的大脑主要在于皮质的量上,而人类比动物多出的大脑皮质即是灵魂的居所。通过人类认知科学的变革,人对自我意识的发现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回归。在此之后,心理学的进步发展,更使人摆脱了上帝的束缚,发现了自我意识的能动性,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因此福柯(Michel Foucault)说,“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关于人本身的认识论意识”。而在此之后,这样的观念越来越得到深化和认可。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高呼“上帝死了”之前说道“我整个是肉体,此处无他”。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对人的意识进行了生物学的科学叙说,认为“习惯的形成可以被认为类似河流的形成……人格实质上是一种有机物”,并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其哲学体系的论述。甚至于20世纪末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在《心智来自于物质》一书中,也引用19世纪中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d)的一段话作为前言。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学习理论等,更是影响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一大批哲学家对人本身的理解。这一进程表明,科学逐步摧毁了人的旧有的灵魂意识,与之伴随的则是当代人的自我主体的建立。

而这种自我主体的建立,将在新的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展现新的变化。福柯在《自我的技术》中认为,自我关怀就是我们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这种建构有两种方法,一是将一些人排斥在标识我们的范畴之外,即对“疯癫”的排斥;二是对所处时代最强有力道德系统的占有。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是有问题的,真正的道德人格应当是那些学习如何理解自己的人。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可能会更加鼓励我们选择区别于此两者的第三种方式,即对自我的创造。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重估一切价值”,更是重估一切赖以重估的存在本身。人不仅要突破“话语关系”的束缚,还要突破肉体生命的束缚,从而彻底地掌握自己。

这种进展也符合共产主义的基本设想,因为共产主义不仅仅是物质和社会环境的进步,最终的共产主义真正要实现是人的自由和解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称作“双重解放”,即物质的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因此,人的解放的基础,在于对人的本性的探寻。马克思所反对的阶级统治,实际上是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业对黑格尔所谓的“人的本性”的掌控,也就是马克思所看到的对“异化的东西”,即主体的掌控。在很大程度上,阶级统治同样也是福柯所反对的“生物权力”。福柯指出,在保障安定的秩序之下,人们“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部机器中精心附设的齿轮,不是原始的社会契约,而是不断的强制,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不断改进的训练方式,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也就是说,权力对人的生命进行调控,使得肉体本身成为权力规训的靶子。那么,如何突破这种规训而获得自由和解放呢?马克思指出,这需要从人的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中去寻求根本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的解放,实际上就是劳动关系的解放,以及劳动关系之下的社会束缚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推动这种解放的主体力量,同时也是重构世界秩序的主体力量。他指出:“如果无产阶级宣布迄今的世界秩序的解体,那么它只是讲出了它自己的存在秘密,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这个世界秩序的实际上的解体”。马克思由此指出了人的解放的光明前景,而在这一前景中,超越阶级的人的存在也具有了主体性和整体性。因此,马克思的解放思想有力促进了人类的自我认知超越个体性的局限和阶级性的窠臼。

但在福柯看来,马克思不过是以“异化劳动、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等术语对世界进行了一种“简化神话”的自治重组,而并没有看到本质所在——政治的解放并非权力关系的解放。即使我们进驻于公社之中,我们仍在话语权力的束缚之下而难以自脱,权力无处不在。这种话语权力的真正解放会导致知识序列的崩溃,但同时也会导致人被彻底抹去。他讲到,人的形象的显露并非存在于客观性之中,而是“知识之基本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一旦这种知识序列消失,那么“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在福柯看来,主体理论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因此马克思不能够摆脱,他在主体理论之下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对政治束缚的解放,而非真正的对权力束缚的解放。然而,福柯在以自己的视角建立主体的同时,又摧毁了主体。他指出,灵魂不过是人们的建构,欲望也是如此,而当人们开始摒弃这些东西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了创造,由此就开始接近解放,接近自由。福柯的这种颇具现代性和解构性的观点,实际上也为人类的自我认识提供了进一步的视角和思路。

福柯强调“摒弃”,因为当人的知识层面的意义被抹去的时候,人就开始了认知自己的旅途。这样的观点也被近现代哲学家所推崇。例如,克尔凯郭尔就认为,人应当摆脱外在的一切束缚,才能获得自由,即“无限舍弃”。“亚伯拉罕的无限弃绝,意味着伦理有限性的终结,放弃外在的有限性,才能获得自身的直接性”。这也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标榜的“向死而生”。死亡是绝对的虚无,向死而生即是要突出死亡的核心地位,即“先行到死亡中去”,面对无限的虚无才能真正把握存在,获得本真的自由,“就是先行到这样一种存在者的存在中去: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本身”。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种种潜在的束缚进行批判之后,认为社会应采取“总体性革命”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自由。“革命就是文化和物质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意识和感性的、劳动过程和业余时间的需要和追求的剧烈改变”。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看到社会构造的自我背后隐藏的真正自我,才能够开始重塑自我的旅程。

思想家们对人的概念和人的自我主体性的思考,实际上为人类未来的发展与生存状况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未来社会中人得到解放后的基本状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类能够在相当程度的生产力基础上真正成为自由人。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生产很可能让大多数人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获得大量的闲暇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未自由人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则是人对于自我主体性的认识和反思,也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获得新的进展。尤其是在人机结合的预期之下,人类的生存状况将发生相当重大的改变,从而也会影响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以及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但无论如何,这种发展前景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等人自由解放思想的要义的。只有当人类在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上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才能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从而也才能为理想社会的实现奠定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而在这一进程之中,人工智能无疑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六、结语

在人类思想史中,对于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概念,成为某种里程碑式的思想成果。对这种理想社会形态的追求曾经有过一些实践,然而都缺乏必要的物质与科技基础。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网络社会和人工智能时代为理想社会的来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互联网的空间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被称之为网络共产主义的行为方式。同时,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在地球上的许多国家都已经完成或者无限接近小康社会。因此,在未来的时间段内,全球小康社会也是可以预期的。当然,这要得益于金砖国家、G20、“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等重要机制的发展,促进那些充裕的资源要素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过小康社会的门槛。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个体对未来生活的追求、物品的欲望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节制。未来的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物品的共享性,从而降低人类生存的成本。例如,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出租车可能使得人们不再拥有汽车,而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或者某一段路程内使用人工智能汽车的服务。这就为人类节省了维护汽车所耗费的资源和时间。梭罗在《瓦尔登湖》的思考和实践也可以帮我们理解现代生活的意义。

同时,把生产部门的工作交由少数人和人工智能来做,可以增加绝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时间。这也就使得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更加可能。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真正去追求他所希望和喜欢的东西。马克思讲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这也是人的解放所应当达到的状态。当然,这一状态并不一定能成为所有人追求的目标。对于社会中较大比例的人而言,可支配时间的增加可能会让他感到无所事事,这样反而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于这样的人或许需要文学艺术、传统文化的复兴,甚至是宗教来安顿他们的心灵。人工智能时代的变迁对社会的影响将会非常深刻,同时又非常微妙。任何一个先前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之后,如果不能形成新的平衡,整个社会的进程可能因此而中断,从而影响人工智能的整体演进。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期

本期编审:游腾飞

    本期编辑:李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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