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掣签 --货币战争引发的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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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6-28 2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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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金瓶掣签”,了解西藏的人都耳熟能详。如果我说它和银币有关,可能有人会质疑,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谁不知道它是宗教仪式,是藏传佛教认定活佛转世的方式。但它确实缘起于一场因银币而引发的战争。

清代西藏所用银钱,原为藏人将白银交于尼泊尔巴勒布人,委托其铸成巴勒布银币(藏语称为“章噶”),再运回西藏使用。巴勒布人往往从中参杂铜铅,成色(含银量)仅为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铸成后运回西藏换取纯银,以牟厚利。乾隆年间,因其低劣的质量引起了藏民的强烈不满,并遭到了民间的抵制。廓尔喀人兼并巴勒布各部后,铸造新钱,成色被迫提高,故其要求西藏将新钱折旧钱两倍使用 ,以1:2的兑换率回收中国境内的所有旧币;同时,还要求废除一直以来实行的银锭与银币等重交换原则,白银一两从原来能够兑换12枚旧银币,改为只能兑换新银币6枚,等于将1:2的比例延伸到了银币铸造的官方交易中。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认为折价不公,未予应允。乾隆称廓尔喀此举为“固属贪得无厌”。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五月,廓尔喀致书噶厦,声称:“藏内所用钱文,皆我巴勒布熔铸。此后但用新铸钱文,旧钱不可使用。”

噶厦回复廓尔喀称:“新铸之钱数量甚少,不足以流通,仍将新旧币混用。”加之聂拉木、济咙两处所有权之争;以及西藏官商经常对巴勒布货物任意加收税项;贩往巴勒布的食盐因土中提取,掺土较多。廓尔喀人怀怨甚深。

当时噶玛噶举(白教)红帽系第十世活佛确朱嘉措正外逃在廓尔喀国,其挑唆廓尔喀国王发兵西藏。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以所谓“银钱贸易冲突”、“妄增税课”、“盐掺杂质”为借口,派兵入侵西藏。钦差巴忠等人贪功邀赏,默许了西藏地方政府许以每年元宝三百个,折银一万五千两(相当于5万卢比)作为赔偿,连续三年,以换取廓尔喀退兵。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人借索赔银为名,再次大举入侵西藏,将扎什伦布寺洗劫一空后,又攻打日喀则宗城堡。八世达赖、七世班禅与驻藏大臣联名向清廷报告,请速派大军入藏抵御外侮。乾隆皇帝派两广总督福康安为大将军,率兵入藏,由日喀则一路南下,将廓尔喀兵逐出西藏,并挟军威,一路扫荡,兵临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城下。

廓尔喀国王投降,并将确朱嘉措的尸骨、妻小及掠去的扎什伦布寺部分财物一并送至福康安军前,表示永不敢再犯边界,还许诺向大清国五年一朝贡,成了大清的属国。

福康安班师西藏后,按乾隆皇帝旨意对西藏事物进行了整饬,严惩确朱嘉措的叛国行动,废除了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转世,查抄了该系的寺庙和财产,并强令其所属的红帽喇嘛改奉黄教。从此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在西藏销声匿迹,不复存在。

乾隆五十八(1793)年,福康安等人按照乾隆“将来撤兵后,必当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的谕旨。以完善西藏行政为由订立了治理西藏的多项章程。部分内容汇编成了《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并得到了乾隆的批准,成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章程对西藏的宗教事务、行政、经济、外交、军事、司法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当时的西藏已是政教合一,达赖等活佛还管理着西藏的行政事务。但活佛的选定主要是采取“吹忠”(即护法喇嘛)降神的方式。格鲁派戒律严禁僧人娶妻生子,僧人无后代。其教义又相信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此,“转世制度”就成为寺院解决其继承人问题的一种方式。僧人打卦占卜,四处访得活佛去世时或不久后一段时间出生的儿童若干,由“吹忠”认定。经护法降神时,“吹忠”在各种贿赂下,在跳神时假借神谕,指定的活佛转世灵童大多出自蒙古族王公或西藏的大贵族之家。这种转来转去不出一家或几家的局面,使得蒙古族、藏族的社会政治权利愈来愈集中,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为了克服这种流弊,熟通佛法的乾隆和他的大臣们仔细思量了藏传佛教的转世问题。认识到活佛转世这一传统是历史形成的,是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在海选灵童的基础上,把清朝决定官员晋升和派放的掣签方式与之相结合,设计出了“金瓶掣签”制度,克服了“吹忠”借“神意”任意指认活佛的弊端。                     

因此该章程的第一条就规定,认定活佛转世实行“金瓶掣签制度”。“大皇帝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用满、汉、蒙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在瓶内,由胡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掣签认定。”

掣签的情形和结果还要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得到皇帝批准后,才算完成金瓶掣签的全部程序。

除宗教事务外,该章程还涵盖了西藏管理的方方面面。第三条对银币的铸造也提出了明确地要求。“铸造‘乾隆宝藏’字样银币,边缘铸年号背面铸藏文。驻藏大臣派汉官会同噶伦对所铸造之章噶进行检查,以求质量纯真。”

其实早在乾隆五十六(1791)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发布上谕,明确提出西藏长期使用尼泊尔货币“尤属不成事体”。遂令“西藏地方照内地之例,安设炉座,拨派官臣”,“鼓铸官钱”。并决定由“驻藏大臣督同员役监制经理”。于是西藏地方政府在工布地区党木宗雪卡沟铸造出了西藏第一种银币—“九松西阿”,从而结束了200多年来,西藏地方使用尼泊尔货币的历史。“九松西阿”汉译是“一三四五”,意为藏历十三甲子四十五年。是为了适应藏民用银习惯,模仿尼泊尔银币的形制铸造的。其边部的星状纹源自于尼泊尔钱币,但文字具有鲜明的西藏民族风格。正面中央铸日、月、星及藏文“九松西阿”;背面铸有象征西藏吉祥的扎西达杰图案。八个节分别代表宝伞盖、双鱼、宝瓶、莲花、右旋白法螺、吉祥结、法幢、法轮。这一图案也一直为西藏后来的钱币所沿用。

但这些被称之为“章噶”的银币,初期成色也不高。与尼泊尔巴勒莫银币相似,币制仍是混乱。乾隆五十七(1790)年,为保证货币的统一和信用,福康安建议今后银币一律用纹银铸造,规格为三种:重一钱五分,六枚兑白银一两;重一钱,九枚兑白银一两;重五分,十八枚兑白银一两。三种规格兑付时各多出一钱白银,作为铸造成本。币面中央铸造年份,以便查考,并铸藏文“乾隆通宝”。福康安铸造了样币,呈送中央审批。乾隆同意了福康安的铸造银币方案,但对银币上只有藏文而无汉字,提出异议:“所铸银钱,其正面用汉字铸‘乾隆宝藏’四字,背面用唐古忒字亦铸‘乾隆宝藏’四字,以昭同文,而符体例。”于是,按乾隆旨意新造了“乾隆宝藏”。正面铸汉字“乾隆宝藏”。边部形状纹间铸年号,中央仿制钱留一方孔,未穿。背面亦同,但为藏文。正背面文字均装饰云状花纹。该币在西藏地区广泛流通。畅行无碍。

纵观前清对西藏的统治。无论从“金瓶掣签”的宗教改革,还是从“章噶”钱币的铸造演变,清朝统治者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治理方略,却有其可取之处。

特别是“金瓶掣签”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金瓶掣签”制度并未对以往的活佛转世制度做颠覆性的变革,只是增加了选定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其不易被“吹忠”们所操纵。同时又巧妙地将中央的权威加了进出,昭示了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权。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当今制定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仍明确承袭了“金瓶掣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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