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实践者: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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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1-08 10: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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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的中国源头: 《易经》

 

  大家对蔡京脸谱化的印象主要来自那部宣扬暴力的小说《水浒传》。施耐庵他老人家笔下的九州大地,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垃圾场", 里面几乎没有正人君子,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匪将中有近百个性变态,除了强奸犯都是好基友。书中还充斥着对女性尊严的公然践踏,所有出现的女性人物都是或淫荡或卑贱,毫无高尚的品质可言,被杀是她们的终极命运,故事情节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和另一群地痞流氓互相砍杀,这样的传奇小说中描述的事件在《宋史》上也大多并无记载,所以不足信。

                                                                                            宋画中的蔡京像

  正史中描述的蔡京是熙宁三年进士,他也是王安石门生。神宗、哲宗两朝,无论新党、旧党都认可蔡京的能力,对他的人品也没什么挑剔。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大力举荐蔡京;王安石政敌司马光也有如下评价: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翻译成白话就是"如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样尽心尽力,何愁天下不治? 

   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是王安石遗志的追随者,蔡京主政时期,实施社会保障政策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其推行的居养院(养老院)、安济坊(穷人的公费医疗医院)和漏泽园(公墓)制度,无疑是北宋福利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元明清三代之上。正是蔡京将社会保障救助活动规模化、制度化(注1)。

                                                                                            蔡京书法用笔率意自然

        今天如果相对客观公正地评价蔡京,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天才,不仅是书画天才,也是一个经济学天才(夸张地说可能是一个"穿越时空"的经济学天才)!今天,人们将凯恩斯誉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之父”。在中国,这套东西古已有之,其缔造者和实践者之一就是这位宋朝的蔡京人,据他本人阐述,他的经济学思想源自《易经》。 

  《易经》中有这样的卦辞:“丰亨,王假之;豫大有得,志大行也。”这样解释“丰、亨、豫、大”:王者在最盛之时,应当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过分忧虑财货不丰,应当顺天理而动,王德自然如日行中天般地普照天下。

   根据对“丰、亨、豫、大”的理解,蔡京独创出一套前无古人、后有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大家只有尽力花钱消费,才能促进财富的迅速流通与增长,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许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所有人就都没钱赚。并且蔡京主政时期的社会保障政策也是为了民众能够没有顾忌地去消费。一千年后,凯恩斯重复了蔡京的理论: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要以国家的力量投资进行大规模基础工程建设,完善公共设施,来解决就业问题与内需不足,让人们赚到钱,这样就能刺激经济尽快繁荣!同时实施社会保障政策,让民众敢于消费,否则,没人消费,生产者就赚不到钱;于是生产者就会压缩生产;就会产生更多失业者;扩大的失业群体,就会进一步使消费萎缩,然后就是大规模经济危机。 

   根据“丰、亨、豫、大”理论,蔡京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看起来跟后来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也差不多:作为皇帝,宋徽宗要第一个作为表率带头舍得花钱,政和七年(1117年),开始建私家园林— “艮岳”,十年后,艮岳建成,方圆十里,山高林深,飞禽走兽更是应有尽有。各级官衙也要修造华丽、水渠、宫室、园囿。当"流民"们有钱赚就不会是流氓、"流民"有饭吃也不会去无事生非,天下府库(包括民间财富)就会越来越充盈,此所谓“丰、亨”;皇帝宫室、百官官衙、百姓有钱后安居乐业,住房也会越来越宽阔舒适,最终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平安喜乐,就是所谓“豫、大”!如此,天下可定!

   蔡京这套理论还是很有价值的,跟凯恩斯一样,两者都在阐述同一个逻辑: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

   蔡京的具体实际施政措施简单归纳为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

  

蔡京的货币政策: 

1. 首先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私铸货币,废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货币(今天任何国家私印本国货币都是重罪)。  


2. 推行纸币"钱引",加速货币的流通与兑换, “钱引”已改变了纯为纸币的功效,还有兑换的性质,可以兑换现钱,建立金融“诚信体系”。对于后世钱庄或银行的诞生也有深远影响。 


3. 为短期解决政府预算赤字,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十枚小平钱用),供短期内平衡财政赤字用(和今天央行货币超发异曲同工),并在官铸小平钱重中加入锡,节约铸造成本(宋朝市面上流行货币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五铢类似,这个时代的小平钱也被称为“加锡钱”)(注2)

 

4. 用“货币战争”破坏敌国的经济秩序:崇宁元年,蔡京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陕西路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府。“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宋夏边境,主要目标是用货币手段去西夏收购物资。(这套办法在南宋高宗对付金主完颜亮入侵时也曾用过).

  

金融政策:

  “蔡京经济学”的核心是:反官方垄断的市场化自由经济

   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出任北宋参知政事,这一次,他在相位上待了八年。八年间,蔡京推行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财经政策,可以用一个词简单概括蔡京政策——市场化,

  从汉武帝起,盐铁专营就是皇家捞钱的不二法门,只要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钱交出来。熙宁年间以来,新旧之争几经反复,不知多少人为青苗法废立打破头,惟独没人对盐铁酒茶专营说三道四!

  蔡京为相的时候,北宋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盐、铁、酒、茶专营制度,即“禁榷”。在古文中,“禁榷”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汇,“禁”为禁止、“榷”的本意则是独木桥,《史记》这样解释禁榷:“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

  当然,从西汉《盐铁论》开始,贤良文学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攻击盐铁专营,认为盐铁专营的本质是搜刮天下黎庶钱财。不仅如此,盐铁专营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缺乏效率,创新自是不用提及。这些人是官商,官商就是官在前、商在后,借替朝廷敛财之机把更多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除了他们自己先富起来,天下再没有别人能后富起来。 

  蔡京从《易经》中领悟到了"凯恩斯主义",同样也能在盐铁专营实践中进行前无古人的创新:政和二年,回到相位的蔡京就开始“大变盐法”、“大变茶法”……所谓“大变”,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放开盐、铁、酒、茶专营,将生产、运输、销售环节全都留给民间!即,市场化!民间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爆棚

  用当代经济学术语可以这样评价蔡京废黜"禁榷":“转变了官府在专卖领域的职能”、“恢复了市场定价职能”、“通过向商人发放“工商许可证"引"实现税收公平”。得到"引"后,如何生产、如何运输、又如何定价,商人自己说了算(由市场调节);专卖之利被隐藏在钱引里。所以,有人对蔡京“大变盐法”的定论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根本性演变,通过市场实现了交易公平。

  在废黜官营专卖、推行市场化的同时,蔡京还有一个创意,跟《易经》里悟出的凯恩斯主义一样,也非常有当代经济学韵味:合同场法。私商在获得钱引的同时必须按合同场法跟官府签订合同,核心的一点:钱引流通时限不确定(就是政府有一定的调节权限,避免产能过剩),过期作废、费用自理!

   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解决了政府沉重的财政压力,两宋财政收入不但高,而且构成也别致,其他王朝都是农业税为主,唯独两宋,工商业税占到百分之七十。

   南宋人叶适说:“宋财赋之入比唐增倍,熙丰以后又增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

  《宋书》也这样为我们记载了蔡京的功绩:朝廷再无钱财匮乏之虞,无论是宋徽宗私库、国库还是户部,钱财都多得数不胜数,不知多少钱财被流水般花了出去。

   所以两宋王朝的一个绰号是:富宋!有人说:宋朝丢了幽云十六州还能撑三百年,哪怕没了半壁江山还能撑一百多年,就是靠钱砸出来。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一个有钱的王朝,钱只砸到花钱买和平和给官员发福利的事情上,别说三百年,三十年都未必能撑住。

   大宋能撑下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富足。只有这件事,才是结结实实的牢固砖瓦,稳住了大宋的江山。以麦迪森《世界千年经济史》一书里的估算,北宋经济总量高达二百六十五亿美元,人均经济占有量是四百五十美元,两样都是当时世界第一!

 

   至于宋朝在当时相对人性化的制度以及百姓们的幸福日常生活,有很多方面可以为例:

  

1. 政府比汉唐大方:果断停止强迫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徭役)的王朝,大宋是第一个

  在很多人眼里,崇尚强大的汉唐,鄙视弱宋,但宋太祖赵匡胤开国第一件事,就废了一条汉唐的老规矩:"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永为定式"。意思是政府的劳役工程,每个民夫都要给二升米,绝不能白使唤人。


   这条今天看来简单的命令,却是那个时代开天辟地的大事:之前历代王朝,政府要干工程,就奴役百姓,不单要老百姓出力,钱粮更要百姓自备,白出力外带"大放血",就连之前的“文景之治”“贞观盛世”,都是这规矩,到了大宋开国,果断废掉。

   而后更从宋太宗起,干工程不单给口粮,更要发工钱,以前的征发服役,已经变成雇人打工。就连汉唐年间,官府无偿向百姓征用的货物,大至战略物资,小至宫廷奢侈品,宋朝也全改成花钱采购。照《浮止集》说法,"必以钱贸易而后可"。宋朝好些大臣喷朝廷,一个口实就是:官府采购货物和雇人干活,花钱竟比市场价都高!

   

2.宋朝的社会福利好:

   两宋另一件比前代大跨越的事,就是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这比17世纪初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早数百年。

   教育上,由于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开国就大减学费,官办学校分为国子学,太学,州郡学和县学四级。到了宋仁宗年间起,学费全免,而且在最高学府太学,王安石变法后,发钱更大手笔,太学学生享受“食钱”,也就是餐费补贴,每人每月六百块人民币。对于确实贫穷读不起书的家庭,宋朝建立了“不能养、育者,(政府)给钱养之”的制度。因此,宋朝是中国古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朝代。

   宋哲宗赵煦,在位时间还完成了另一件大事:建立大宋国家养老福利,即居养法。全国建居养院,收容残障人士,还收容孤儿弃婴,孤寡老人都免费领米粮药品。每年花费约五百万贯。开始办这事的就是蔡京(注3)。

 

3 制造业发达 

4 民众生活水平高

 这两部分内容太多,并且也都是学界民间共识的内容,就不在这里介绍了

 

5 养兵花钱(钱虽然白画了,但不是无情地把民众拉来当炮灰使用)

  北宋时期长期实行的募兵制,单就个体而言,北宋政府对于其装备及生活保障的投入非常高。

   一个普通禁军,以名臣蔡襄统计,每年装备钱粮工资,一个人就是四十五贯钱(相当于45两白银,对比清朝曾国藩中进士后在京任从七品文官时年入12.96两白银),北宋禁军最高峰时一百三十万人,这个军费开支,比汉唐都是天文数字!(注4)

   但花这么多钱,还常养废物兵,照欧阳修吐槽,京城那些禁军士兵,平时拿着国家钱,武功本事稀松,就连领来钱粮都扛不动,还要雇人去扛,成了京城笑话!可见白花钱!(和今天唱歌跳舞的将军们有的一比)

   但这样一个国家财力雄厚,百姓生活富裕的大宋,最后还是悲剧了。为什么?因为冷兵器时代战争是赤裸裸的暴力对抗砍杀,野蛮残酷无耻才是最终的制胜法宝,热爱生活且长时间崇尚文明礼仪的民族无法长期提供足够的凶悍兵员与蛮族对抗,短期的临时性胜利无法改变失败的必然结果,后世明末又一次重蹈覆辙.

   变法派和保守派交替上台, 蔡京数度旋升旋贬

   "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用来形容蔡京对国家的忠心耿耿,和流放途中对世俗的绝望还是比较贴切的。

   史是胜利者修的,而且宋史是胜利了的胡人修的。胡马南侵自然是"盖世之功",靖康亡国的责任和骂名也要有人承担;南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把国事失误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由误国权奸之臣承担现实和历史罪责同时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以昭"人思宋德,天眷赵宋",蔡京和王安石就这样做了"背锅侠"替罪羊,幸运的是80岁的蔡京早靖康亡国一年死在了贬谪的路上,不然,因为他赞同徽宗“联金灭辽”的外交方略,他可能还会被加扣个引狼入室的“汉奸”帽子。








(注1)

   在宋理宗主政期,王安石被宣布为“万世罪人”,其传承人蔡京也被认为“得罪千古名教”,打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奸臣。但即使是道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王安石新学虽加于攻击,对王安石本人却常有褒言,对王安石新法中的许多措施也常表示认可,对蔡京也多有赞赏,直至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他死前三年,朱熹为兴化府的公益设施仁寿庐作《书廖德明仁寿庐条约后》一文,文中还说:“至于崇宁、大观之间,功成治定,惠泽洋谥,隆盛极矣!而上圣之心,犹轸一夫之不获,始诏州、县立安济坊、居养院,以收恤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滋润)矣!”[124]赞扬了蔡京为相时的崇、观之政为“功成治定”,安济坊,居养院等社会福利措施为“德至渥矣”,朱熹本人居官时创“平粜仓”,时人公认类似于王安石的常平青苗之法。所以说王安石和蔡京,熙丰和崇观之治,时至此时尚未彻底丑化,蔡京固然在南宋初、中期就背有误国的负面评价,但他的千古骂名,实形成于朱熹之后的南宋后期新学消亡,被官方彻底否定之时。

   最终王安石和他的门生、朋友们大都被《宋史》列入了奸臣传


(注2)

在讨论古代货币的时候通常都会用上这个公式,就是: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铜钱=10000文铜钱。对等今天货币价值可以使用黄金或白银或米价来推导。

1两金=3000元人民币

1两银=1贯铜钱=300元人民币

1文铜钱=0.3元人民币


(注3)

   《宋会要辑稿•食货》对此有详述:“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三年,又置漏泽园,置籍,瘗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监司巡历检察。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痊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考核指标)。诸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乞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未领度牒的少年出家人)。” 

   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北宋崇宁年间的福利救济机构包括三个系统:福利收养系统(居养院)、福利医疗系统(安济坊)、福利性公墓(漏泽园)。这些福利机构并非始创于崇宁年间,不过却是崇宁初年蔡京执政之后才在全国铺开的,按照蔡京的执政规划,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均必须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 

   宋王朝这三个福利系统,实际上已覆盖了“生老病死”诸层面,大体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救助。


(注4)

    北宋时期曾担任计相的蔡襄曾论述仁宗末和英宗初养兵开销:“……收入三千六百八十二万余贯,支出三千三百十七万余贯,其中军费为九百九十四万余贯;纳、绢等纺织品收入八百七十四万余匹,支出七百二十三万余匹,而军费却达七百四十二万余匹;粮食收入二千六百九十四万余石,支出三千零四十七万余石,其中军费为二千三百十七万余石;草收入二千九百三十九万余束,支出二千九百五十二万余束,其中军费为二千四百九十八万余束……”由此感慨到:“养兵之费,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其论述不仅被许多网文引用,同时也被不少专业论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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