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的一盘大棋:打虎、朱镕基、货币战争

-回复 -浏览
楼主 2018-12-05 09:52:53
举报 只看此人 收藏本贴 楼主

一、楚云飞、李崖、曾可达:三个很轴的人

《北平无战事》最近很火。有媒体报道称,这部汇集刘烨、陈宝国、廖凡等七大影帝拼戏,1.5亿投资的高规格“年度国剧”,收视率却差强人意。对此,编剧刘和平半赌气地说:“该剧只适合大学本科学历以上,或者大学学历以下但平时就喜欢此类题材的人群。”这就引起了围攻。


在我看来,这部剧却可称得上是本世纪以来的大手笔和诚意之作。能够和该剧做个比较和参照的,按照时间顺序,大概能数得上的就是《亮剑》、《潜伏》、《甄嬛传》。


撇开清宫剧不谈,至少《亮剑》中的楚云飞、《潜伏》里的李崖和《北平无战事》中的曾可达,几可成为一种不断升华渐进的人物光谱,都是以小人物、小事件、小切口入手,把各方面势力逐一导入,直至把整个局面搅得周天寒彻。


楚云飞算是地方军事力量的代表,他在抗战中一战成名,在危急存亡之秋,他这个地方派对党国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有一种基于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之上的忠诚。


到了李崖的时代,要面对的就不只是军事斗争,当全系统堕入想钱、捞钱、抢钱的轨道之中,他作为一个军统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继续坚守在保密一线,顽固地要揪出党内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说他这种行动基于一种民族主义,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职业精神。


而《北平无战事》中的曾可达,作为蒋经国一手组建和领导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干将,将在“一手反共、一手反腐”的两手抓运动中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四场斗争中的主力,这是民国时代一次流产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次失败的顶层设计、一次半途而废的反腐败行动。


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什么要说北平

所以,该剧名义上讲的是北平,实际上遥相映射的是上海,其时代大背景是肇端于蒋经国在上海发起的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与国民政府在大陆执政的最后时刻推出的金圆券币制改革。


为什么要讲北平呢?因为要把打虎运动、币制改革与民生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在北平。国共在东北开打后,华北即成为战争的前线。北平又是高校和知识分子密集之地,更何况此时又有因内战而从关外迁来、等待安置的上万东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规模学运在北平爆发。


学运的背后,一般都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支持。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中共对北平的渗透程度是惊人的。这也是电视剧中为何选择燕京大学的一个理由。编剧借建丰同志(即蒋经国)之口表达了对清华和北大的不信任,要求以燕大为主发展小蒋一手缔造的铁血救国会的组织成员。显然,北大、清华的赤化,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彼时还是刚刚就读清华大学电机系不到一年的大一学生。根据他2001年在清华辞去经管学院院长时的演讲,那时清华反对党国的氛围已是星火燎原。朱镕基回忆说:

“我非常敬佩朱自清先生的为人,很喜欢听他讲话。虽然他写很好的文章,但是不会讲话。我敬佩他为人的那种廉洁和谦虚。我还清楚地记得朱自清先生在同方部的一次讲话,音容宛然。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而据朱镕基的同学、后来的法学家郭道晖回忆,当时朱郭二人都是学运期间护校纠察队员,两人经常拿着棍棒半夜换岗、轮流值班。当时各个高校存在的地上的、地下的进步青年组织不可计数,国民党背景的、共产党背景的鱼龙混杂、互相渗透,这和《北平无战事》中所描绘的大致不差。


1948年冬,郭道晖就代表组织,介绍朱镕基加入了秘密青年组织“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而这个经常跑去张奚若家里听他骂党国的湖南小子,在大四临毕业那一年担任了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


三、币改与打虎:一场社会整合能力的城乡决战

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是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其本质是流通领域中相对过量的货币追逐生产领域中相对过少的商品(服务)而形成的单位货币所对应的商品(服务)的下降,也即货币贬值。


某一物品自身发生价格上涨,未必就表征了通货膨胀,未必就要到货币领域去寻找原因,也可能是实体经济中供求关系的变动使然。比如,猪肉价格上涨不一定是通货膨胀因素,很可能是生猪供给自身的周期性变动引发了供求关系的变动,最终表现为猪肉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而电子产品价格下跌也不一定是通货紧缩因素,很可能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类似所谓摩尔定律之类的结果。但是,在市场供求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动的情况下,出现价格普遍的上涨,那就必定是货币的祸害。


《北平无战事》的背景,是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内战的过程,也是国共双方治理通胀能力的较量。《北平无战事》的“前传”,或那个时代的前置背景,正是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不同战略走向。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当天即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一号受降令:除中国东北以外的所有在华日军都“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此时斯大林的意图是,保持中国战后的和平局面,对中国东北、朝鲜等苏联的缓冲地带具有直接的影响和控制力。毛泽东的意图是,力争华北、让出江南、盯住东北,造成既成事实。蒋介石的意图是,利用和谈,争取时间,调运部队,接收城市和交通要道。


日本的突然投降,给抗战后期时已因丧城失地、溃败至西南一隅国民政府和始终安插于敌后一带游击的中共政权都造成一种措手不及,双方都面临着长距离运送部队进行接收的困难。作为中央政府,要接收所有大城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战线越拉越长,有生力量被城市所消耗。而中共很快将接收东北时迫于形势才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推而广之,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向农村挺进,发动土改,获得兵源与粮源。国民党蜗居于城市,腐败积重难返、通胀日益剧烈,城市里的公教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和学校教员)工资不断拖欠,一般民众也怨声载道。


在一个农业国,真正的硬通货是粮食。没有实物支撑的印钞权,所凭恃的只是基于军事力量的政治强制力。一旦军事力量溃散,一定是多米诺骨牌的全盘崩塌。而军事力量又如何能不倒呢?国军士兵需要花费军饷,共军士兵则管吃管住即可。


当然,占领了城市的国共双方都采用印货币的方式解决军饷。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共产党的人民币发行额从185亿元飙升到30000亿元,增长160倍。但共产党同时动员了农村的干部系统,把大批粮食从东北和其他农村地区运送到京、津、沪,物价上涨不久就得到控制。中共还对城市里的工人、公教人员、学生实行平价粮食配给,每人每月平价供粮30斤,仅上海一地一个月就要供应70万人。如此之大的规模,考验的是政权的一体化社会组织能力与整合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1948年经济领域的币制改革、政治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其命运早已注定。在那一年的夏秋之交来到上海,意气风发的38岁的建丰同志,除了储君之名分、坚强之意志以及他从赣南起家的、如剧中曾可达同志一样铁血忠诚的干部班底和各种名目的青年服务队之外,实在是孑然一身、别无长物。他的血液中还混杂着青年时代所受到的红色熏染和质朴热情,他在一开始就高调地以《上海向何处去?》为题发表告上海市民书:

“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凡为资本家辩护的,就是资本家的走狗。”


他只能试着以行政命令强令物价维持在8月19日水平,以枪杆子拍蝇打虎杀鸡儆猴制造了一点气氛,但这种气氛终究昙花一现。1948年10月,建丰同志所主导的上海打虎与币制改革行动,在历时70余天后宣告失败。“小老虎”——扬子公司总裁、孔祥熙的儿子、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在交给政府六百万美元后,全身而退,飞赴美国。这看似对表兄小蒋的某种退让,实则把打虎运动的底牌亮到众人眼前。


打虎已是强弩之末,物价又报复性上涨。建丰苦心建造的上海气氛和上海道路,瞬间被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里“看不见的手”摧残得一败涂地,党国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幻灭。


四、陈云为什么就行?

1949年11月,距建丰同志的上海行动失败后整整一年,陈云同志进驻上海,这是他这位商务印书馆会计出身的共产党人,时隔近二十年后再次回到家乡。此时的陈云,已经是中共党内财经工作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早在1940年代,这位不愿整人的上海人,就在整风运动初起时称病辞去中央组织部长一职,转而去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副主任。在那里,他领导了一场边币对法币的货币战争,以市场化的手段,通过贸易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动,改善了当时陕甘宁边区严重的通胀状况。


当时边区的物价猛涨,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原因是货币超发,但更深层的则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布匹和粮食十分缺乏。可以从边区运出以换取布匹和粮食的出口品主要是食盐。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边区对外贸易实际上陷入进口昂贵、出口低廉的不等价交换的困境。陈云利用棉花在不同季节的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在新棉甫一上市,国民党机构尚未布置收购之时,高价购棉,创造了边区外的棉花归之如流水的壮观。同时,对于盐这一边区最大宗的出口物资,改善运输条件,向盐农提高口岸收购价之后对外统一销售,在囤盐提价后,实现了高价旺销的局面。陈云深切体认到,一个经济体货币的币值及其独立性,是由这个经济体的产出支撑并与其相适应的。


可以说,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期间的政策实践,为他几年之后来到上海,指挥“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的经济领域“三大战役”,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抵沪后,陈云给各地连发12道金牌,将全国棉纱就近集中至汉口、西安、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量抛售。又从东北向京津、四川向上海调运并抛售粮食十几亿斤。在这些凌厉招式的内外夹击之下,上海商人被举国之力击倒,粮棉价格大幅跳水。


终其一生,陈云对通货膨胀的敏感不曾消失。建国初他解释工农业剪刀差政策的一个理由是:在工业很不发达的农业国中,货币的真正实物基础是与粮食捆绑在一起的。因而,在过渡时期乃至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一个规律是,货币流向农村,实物流向城市,国家得到了粮食,农民得到了钞票。那么,拿到了钞票的农民可以买什么呢?换言之,城市可以拿出什么来和农村进行交换呢?拖拉机,还是肥皂?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再生产的机械设备,还是日常生活的轻工业品,都是城市工业所不能生产或产量很低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农民手中的钱,就成了过剩的流动性,就要采取办法回收这笔钱。一个无奈的办法就是所谓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即粮食收购价低,工业品出售价高。


我们未必同意这种带有一定的自我辩护色彩的说辞,但是显然这是这位生活在民国时代、目睹了几次币制改革失败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亲历者制定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在大跃进、大饥荒之后的恢复时期,陈云也高度关注货币流通与实物生产之间的平衡。他自己曾在1990年回顾这一“得意之作”: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动员城市两千万人下乡;另一件是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须流通量只要70亿元,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1992年11月,江泽民在上海看望陈云时,也专门提及并高度评价这段历史:

“你是最熟悉市场的。建国初期稳定物价,六十年代回笼货币。”


建丰同志的失败,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失败。陈云同志的成功,得益于组织整合的成功。借用金观涛先生的理论来说,这是强一体化结构的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一体化结构造成的经济结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建构之间也逐渐从耦合走向失稳,面临着活力与秩序之间的巨大张力。这是历史留给今人的待解难题。

曹东勃 | 文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分享是一种美德,转发是一种智慧!

关注资本、共享人脉
打造全国最专业、最具实力的投融资服务平台、通过培训交流、业务合作、信息互通等形式、为企业提供项目资金对接、股权债权融资、IPO上市、新三板挂牌、资产管理、并购重组等金融、资本市场相关服务。

融资专家告诉我们

穷人爱存钱,富人爱融资。

做好靠管理,做大靠融资。

没有融不到的资金,

只有不会融资的人。

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做,

我们要想轻松成功融资,

就必须找最专业的融资服务机构来解决!

强烈推荐一位资深融资专家给你

他个人微信号:cxc888518

马上行动!


我要推荐
转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