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通缩,死于通胀——民国货币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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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10-21 10: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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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昔有梁启超评李鸿章,“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这一番话,如果套用在其后三十多年波澜壮阔的民国货币改革上,如果套用在那些试图力挽狂澜却无奈折戟沉沙的民国银行家们身上,也是毫无违和之感。


满清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

当时的清政府只有财政,没有金融,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货币。满清时期,银两是主要货币,鸦片战争后,白银流失加剧,大量赔款又使得国库空虚,同时期外国资本和货币开始进入中国的流通领域,配合军事手段,大肆掠夺中国财富。

甲午海战后,清帝国战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赔偿日本白银两亿两,分三年付清。这还没完,日本要求清政府把赔偿的白银,换成英镑存入英国银行。为什么存入英国银行?因为之前英国人一直支持日本入侵中国,给日本贷款,因此日本投桃报李要求清国的赔偿必须还英镑。

大清当时的货币是白银,为了防止汇兑损失,大清只好求英国人开恩,请求锁定白银与英镑的汇率。为了归还这些赔款,清政府又向国外的银行借款,以大清国海关收入为担保,为此几十年大清帝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职位是由英国人担任。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虽然洋务运动使大清朝回光返照,但是也无法抵御新旧帝国资本和武力的双重进攻,中日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入侵无情地扯下了满清的遮羞布,最后晚清政治、军事、经济彻底崩盘。

等到辛亥革命时,满清已是人心尽失,庞大帝国毫无抵抗之人心,也无抵抗之力量。辛亥革命,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革命的成果是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1912年元旦孙文(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但是没有钱,没有军队,也没多少地盘,因此中华民国面临无法生存的窘境。

此时雄踞北方的北洋集团头目袁世凯不仅有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北洋军,另外还有孙中山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可以向国外的银行借款。不得已,孙中山只好让位给袁世凯,以求得国家统一,民国持续。最后大家都知道,袁世凯先做了民国大总统,不过瘾,最后自封为皇帝,1916年建立年号为洪宪的中华帝国,但是此时民国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复辟帝制倒行逆施未能成功,最后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和众叛亲离下袁世凯不得不宣布放弃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死。不过在金融方面,袁世凯对国产货币还是有相当大的贡献的,著名的银元——袁大头,就是袁世凯下令铸造的。

在民国以前的明清两代,中国的货币以白银的两作为货币单位的。清朝末年,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是金本位制,流通纸币。中国以银两作为主币,已显十分不便,而且市面上流通的银两大都还是国外的银币,比如墨西哥鹰洋等等。

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货币也对中国货币统一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当时上海几乎所有外资银行都在中国发行纸币,天津的汇丰、花旗、美丰、华北等银行发行银元纸币,北京的英、法、美、比、德、日等国银行发行纸币。由于当时政局混乱,政府无力监管外资银行,一旦银行倒闭,受到损失的只能是存款人。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币制则例》,由政府铸造银元,成为合法货币,未及正式发行流通,因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结束而不了了之。

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建立。政府首要金融工作就是统一货币,集中货币发行权。3月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币制纲要》,规定以银元为货币单位。1914年2月7日,袁世凯政府颁行《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国币”的铸造发行权限属于政府,公款出入必须使用“国币”,市面流通的旧币,由政府以“国币”回收兑换。同时设立币制局,发行新银币,因为银币上有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大头”。

8月1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钱业公会达成协议,将以前货币一律取消,只流通袁大头。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均属于私人股份的银行,虽然发行货币,但不是国家主权货币,是完全的商业行为。袁世凯1916年病逝,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中,币制改革也就无法进行。

改革金融,统一货币是第一要务


统一货币是国民经济保持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出发点。1932至1935年,南京民国政府在重重困难之下,对货币进行了大幅度改革。

这次改革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开端,它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废两用元”,它标志着金属作为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中国货币开始走向标准化;

第二阶段是“法币政策”的推行,它意味着货币定价方式的彻底改变。

这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使当时的中国经济摆脱了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后来由于连续战争和政府贪腐,民国政府在缺少货币发行纪律约束情况下法币发行恶性膨胀,最终迫使法币退出了流通领域。

第一次民国币制改革,《废两改元令》划时代的进步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1927年6月,财政部饬令各造币厂停止铸造袁世凯头像的银币,暂用孙中山先生纪念币旧模改铸银币。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虽然颁布了《国币条例》,实行银本位,银元也逐渐趋向统一,但银两制度并没有被废除,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的局面没有改变。银两银元并行,给商品交易和货币流通带来很大的不便。主张两元并用的主要是钱庄。钱庄长期利用银两和银元并用局面从中渔利。主张废两改元的主要是银行家。

宋子文:金融家,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出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25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1930年间通过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使中国有权确定关税税率和监督税收。1928年11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为了实现“金融一统”的目的,宋子文三权集于一身,先选择了向商业银行开刀,先后收服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至1935年,国民政府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的“四行二局”金融格局。同时宋子文逐步实施金融改革,集中货币发行权。1944年2月,宋子文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1946年,宋子文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重掌财政经济大权。但由于内战造成国统区通货膨胀情况恶化,宋子文错误开放黄金外汇市场,以大量抛售黄金吸收游资,反而引发黄金风潮,出现战后经济危机。宋子文被迫于1947年2月提出辞职并获准。1949年去香港,后移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在旧金山逝世。

1928年3月,经济学家马寅初率先提出“废两用元”,并从理论上论证“废两用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32年,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个废两改元的研究会。研究会认为,使用银两的习惯过久,要废除银两,必须分步骤地逐步推行;上海是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如上海行得通,则推行各地、当较容易。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采纳了这个建议,遂分两步实施,先上海,后全国,实行废两改元。

1933年3月1日,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本部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3月10日起施行。上海以外应按4月5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的标准收付。持有银两者,可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在中央、中国、交通3银行兑换银币。

3月8日,又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克。在发布上述命令和条例时,中央造币厂从3月起开铸新银币。新银币正面孙中山半身头像,背面为帆船图案。

失策金本位,西祸再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要恢复金本位制。这不仅是为了维护汇率稳定,促进贸易和金融的发展,而且是为了找回大英帝国昔日的荣光。直到1925年,英国才正式回归金本位制。在确定英镑和黄金之比价的时候,英国政府几乎想都没想,就把黄金的平价定在了战前的水平,时任英财政部部长的丘吉尔恢复了英镑与黄金的金平价。

邱吉尔二战时期英国首相,带领英国抵抗了德国的入侵。但是对经济好像不太明白。 

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突然崩盘,史称“黑色星期二”。

1931年5月,奥地利最大的商业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Credit-Anstalt)宣布破产。7月13日,德国最大的银行之一Darmstadter银行倒闭。7月15日,英镑对美元和法郎急剧贬值。从7月13日到8月1日,在短短两周半时间里,英格兰银行已经失去了价值3300万英镑的黄金,价值2100万英镑的外汇。

为了稳定英镑汇率,英格兰银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到八月底,英格兰银行砸进去了从法兰西银行和美联储借的5000万英镑,还把压箱底的1500万英镑黄金储备都投了进去。9月18日和19日,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再次大量流失。

9月20日,一个星期天,英国正式宣布退出金本位制。英镑贬值超过30%,持有英镑的其它国家的央行遭受了严重的资本损失。因为被斥责为对外汇储备处置不当,有多家央行负责人被解除职务。其时荷兰央行行长杰拉德威瑟林引咎辞职,英镑崩溃给荷兰外汇储备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最终使他自杀谢罪。

由于英国带了头,整个3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了贸易战、货币战。更为重要的是,1931年英镑贬值之后,金本位再也没有重新建立。1931年英镑贬值,是金本位制的绝唱。与之一同落幕的,是大英帝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中国被坑,白银流失造成通货不足,通缩加剧


中国以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改革实施不久,30年代初期的经济大萧条就席卷西方世界。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国内严重失业,从19314月起,英、加、日、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度,实施货币贬值,企图以汇率贬值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美国在这次危机中也受到重创,为摆脱经济危机,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增加通货。而在金本位制度下,发行货币受到政府的黄金储备限制。权衡之下,美国采取了金银复本位制度。

美国政府认为,在市场购买白银、增加储备可以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等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以便向这些国家推销过剩商品;另一方面以白银为通货准备金,可以膨胀通货。为此,1933年和1934年两年中,美国颁布了《白银法案》等一系列法案,主要内容包括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禁止白银出口、发行银券和白银收归国有等措施,目标是在准备金中达到“金三银一”的比例。当时美国国内白银储备仅有14.5亿美元,只有目标值的一半。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随即猛涨。

据统计,1935年4月26日的伦敦白银价格,比1931年上涨了3倍,而纽约市场白银价格则比1931年高出3.3倍。世界市场白银价格高涨给银本位的中国带来沉重的打击。由于国际市场白银价格远高于国内银元价格,外国在华银行纷纷在国内收购银元运往纽约和伦敦套利,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本来中国从1926年开始白银一直是流入量大于流出量,货币供给充裕。从1932年开始,中国白银开始外流。1934年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中国货币流出高达2.27亿银元。路透社报道,自1934年6月底到1935年1月,上海流通中银元共减少2.3亿元,除一小部分流入内地外,其余全部运往伦敦或美国。

面对白银潮水般的外流,国民政府从1934年10月15日开始征收白银出口关税和平衡税,以减少白银出口。10月16日又设立外汇平市委员会在必要时候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外汇市场价格水平。委员会根据市场形势,委托中央银行买卖外汇和金银,平市基金则来源于政府征收的白银平衡税和财政部。

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白银外流问题,反而促使白银走私盛行。1934年最后几个星期内就有2000万元以上白银走私出口。日本政府为打击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更是在占领区内故意走私白银。

美国白银政策使中国实施不足两年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岌岌可危。白银外流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威胁,经济恐慌频繁出现,国内银根紧缩,市场上人心不稳,银行挤兑时有发生,许多银行和中小钱庄因此倒闭。通货不足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上海的银行、钱庄为保护自己,就紧缩放贷款,而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资金周转失灵,商家则被迫以“大拍卖”、“大减价”的方式倾销商品,回笼资金,据1935年统计,上海受此影响而倒闭的工商企业1065家,银行、钱庄因无法收还已倒闭企业的资本,也跟着倒闭——这次事件史称“白银风潮”。

白银涨价还造成中国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上涨,刺激进口,而同期出口则明显下降。1935年中国主要商品生丝、茶叶等出口货值比1929年减少65%左右。国民政府曾多次和美国政府交涉,要求美国政府遵循伦敦白银协定原则,停止收购白银,但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请求置若罔闻。世界经济大萧条与民国的白银危机、美国《白银收购法案》,直接将国民政府推入生死攸关的金融危机,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度,进一步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

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他与夫人及长期合作者罗丝•弗里德曼合著的《自由选择》一书。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来讲述美国如何为了自身利益,通过白银收购法案来搞事。结果中国成为著名的受害者。

建立法币制度,金银退出货币体系


英国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对国民政府的货币制度选择十分关注。1935年6月7日,英国政府任命李兹罗斯爵士为中国财政顾问。9月21日,李氏抵达上海,随即对中国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进行考察,并与国民政府多次沟通,就中国的货币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随后,美国政府也任命杨格参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在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开始新一轮货币制度改革。

为了防止事情进一步恶化,南京政府通过新的货币法案——由政府授权中央、中国、交通等六家银行发行法定货币——“法币”,取消白银、银元为流通货币,法币一元等于原银元一元,合白银23.493448克;同时取消已获准发行纸钞银行发行的纸钞,即规定“法币”为中国惟一的法定货币。

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币制度。公告中规定了六条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法币的发行机关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6年又授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权),而其他银行钞票逐渐收回;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以保管准备金及管理法币的发行;国家统一管理白银,工商业及公私往来都必须使用法币,个人持有的白银必须兑换成法币;中央、中国及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法币对外价值,保持汇率稳定。

1905年,孔祥熙于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耶鲁大学,主修矿物学,1907年得硕士学位。19334月,被任为中央银行总裁。同年10月,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由孔祥熙同时兼任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之后孔祥熙一路担任财长一职,直至1944年。孔上任财长初期,即以改革税收,加强以财政控制地方和减轻民困;同时改组银行体系,透过增加资本,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置于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控制之下;然后再改革币制,以法币取代银本位,制止白银外流;此外还整理了政府的债务。此等举措,使国民政府得以以国家资本控制金融市场,不但为当时的军事行动提供财源,亦为之后抗战提供财政基础。

 纸币的信用需要挂靠,靠谁很重要


这次货币改革使中国货币彻底与白银脱钩,但当时中国政府缺少足够的黄金或白银来确定法币的含金量,于是政府计划集中国库和民间的白银和黄金,在纽约和伦敦市场出售换得外汇作为保证法币发行的准备金,以外汇作为确定法币价值的基点。11月5日,中央银行公布法币对英镑比价:1法币=1先令2.5便士(根据1930-1934年外汇汇价的平均数确定)。这一规定实际上标志着国民政府加入了英镑集团,中国经济和英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美国政府对中国加入英镑集团大为不满。在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以前,美国曾以收购中国1亿盎司白银为条件,要求法币与美元之间确立固定汇率,但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于是同年12月9日,美国停止在伦敦市场收购白银,国际市场白银价格随之下跌,这样国民政府若按市价出售白银,中国将蒙受巨大损失。通过出售白银换取法币准备金的单边计划受挫。

迫于现实,国民政府再次和美国政府接触。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哺、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郭秉文、上海中孚银行经理顾翊群一行访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生商谈货币问题。双方于5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根据协定,美国政府以每盎司50美分的价格从中国收购白银5000万盎司;法币和美元挂钩,100法币=30美元;为使英、美两国货币汇率涨落不超过幅度限额,防止出现三角套利,中国扩大外汇买卖差价幅度。该协定使国民政府在货币改革上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支持,维持了法币对外价值的稳定。并使国民政府和英美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了政治经济联盟,为后来爆发的抗日战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易于获得国际支持。

法币政策实施后,货币发行量逐步增大,在仅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法币的流通量就增加了3倍多。由于货币供给量迅速增加,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但是,货币供给增加也推动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从1935年11月起中国物价指数摆脱了下降通道。1936年上海地区物价指数比上年增长了12.6%,到1937年6月物价指数又增长16%。尽管这次货币改革造成通货膨胀是不曾料到的,实际上也是南京的财政专家们所不愿看到的,但改革仍然启动整个经济踏上了复兴之路。

第一次币制改革的成果


货币现代化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必要条件.南京民国政府在1932-1935年间推动的货币制度改革是中国货币制度现代化的开端,通过实施"废两用元"政策,民国政府统一了货币的对内价值,实现了货币发行的标准化;法币政策的推行,使中国货币摆脱了传统的银本位制度,实现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 它也为抗战前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二次币制改革的背景


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打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由于战争,军费开支猛增。更重要的是,随着战局不利,国民政府的主要税源地相继陷落,当局财政开支日趋紧张,只得依靠发行货币补充军费开支,这使得国民政府的货币发行量高速增长。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告诉我们,政府若要降低通货膨胀,稳定货币价值,就必须控制货币发行,因为货币流通量和物价水平之间呈负相关。193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度为14.1亿元,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货币发行量已经增加到5569亿元,比战争爆发前增长了394.5倍。为内战筹措军费,南京政府进一步增加了货币发行量,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从货币购买力看,1949年5月单位法币的购买力仅为1937年单位法币购买力的7×10[-14]。恶性通货膨胀直接摧毁了法币在市场上流通的信誉。

生不逢时,金融专家无力回天


1946年国统区物价狂飙,民不聊生,国民党官方货币--法币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主持下,贝祖诒于1946年3月1日出任中央银行总裁为了对付通货膨胀,深受自由主义熏陶的两位金融专家主张盯住法币与美元比价,通过开放外汇,抛售黄金,企图以此来回笼泛滥的流通货币,抑制汹涌的通货膨胀。但在抛售黄金的过程中,官僚特权势力狼狈为奸,趁机大肆贪污营私,从而引发了一场极为混乱的社会动荡,上海市民连称:"国民党气数已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金风潮案"。

在黄金风潮中,宋挥霍了7到8亿美元的黄金和美元,大部分败光了民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后,仍未能平衡财政,同时因外汇枯竭,停止抛售黄金,引起物价飞涨,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1947年3月,中央银行进行改组,贝祖诒被免去总裁职务,由张公权接任。宋子文也于1947年3月1日辞去行政院院长,黯然南下,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1914年贝祖诒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先后担任广州、香港、上海分行经理及总行副总经理。抗战胜利后,贝祖诒于194631日出任中央银行总裁。他有个著名的儿子叫贝律铭,世界著名的设计师。

张公权(嘉璈) (1889年-1979年),江苏嘉定人,有“金融钜子”之美誉,号称“中国现代银行之父”。早年游学日本学习金融, 1917年任中国银行副总裁,1928年10月任中国银行总裁,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1938年任交通部长。他经营中国银行20多年,逐渐成为江浙财阀的主要代表人物,长期跻身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峰层,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上所倚重的一位人物

1947年3月,上任后的张公权先后打出三张牌,第一张牌是发行公债,第二张牌是调整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张牌是加强金融管理。但金融界和市民的冷淡反应却出乎他意料。由于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和恶性通货膨胀,币值迅速下跌,各界对公债库券完全失去信心,关键问题还是因军费日涨而造成的通货膨胀,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不能平衡,平衡基金委员会又无力提供大量外汇储备金,其结果必然是黑市经过短暂低迷后,又迅速回升,变得更加猖獗,走私更加严重。债信一失,就如洪水猛兽,开放的外汇市场顿时更加混乱起来,张公权用经济手段无力回天。1948年4月张公权辞职。

最后的挣扎,金圆券出笼记


1948年,蒋介石集团不仅在军事上败局已定,政治上危机四起,财政经济也面临崩溃的边皆,只能靠溢发纸币来维持,法币已经彻底崩溃。在此山穷水尽之际,继孔祥熙、宋子文、贝祖淞、张公权后,蒋介石想起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人物——王云五。

王云五(1888—1979),广东中山人。曾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期主持商备印书馆,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主持各种辞典、丛书。文库的编撰。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厅政院副院长。

在“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当上了“总统”。5月,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调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这样,王云五就站到了当时经济舞台的中心。

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包括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历来操纵在宋子文和孔祥熙之手。这中间,偶然由俞鸿钧,张公权等跑跑龙套,几乎无一例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的金融学家。他任财政部长,各界地很惊奇,一时报界对他冷嘲热讽。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要他去当财政部长?

王云五的一惯政治倾向,使得蒋介石愿与这位“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合作。他以非国民党员的身份,利用各种机会表示拥护蒋介石及其政府。抗战期间,王云五在参政会内替蒋介石说话出力,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

王云五对经济工作也并非完全是外行,对于王的特殊能力,蒋也抱有一定幻想。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他负责预算,悉心研究过财政,熟悉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问题,他一再主张以改革币制为手段来稳定物价,并对币改问题作了一番准备性的研究。与王云五一样,蒋介石本人也对法币彻底失望,希望能够对币制进行彻底改革。翁文灏组阁后,蒋就对王云五和俞鸿钧作了改革币制的指示。

俞鸿钧很快拿出了中央银行的币改方案:在内战激烈进行中,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法币基础虽然动摇,估计还可以维持一年;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财政收支差额太大,税收不能及时入为,建议继续以法币为流通货币,同时另外发行一种称为金圆券的货币,作为缴纳一切税收和结算进出口贸易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这样税收和结算的拖延时日就不会随法币的日益贬值而受影响。根据当时估计,采用这个办法可以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

但是蒋介石马上否决了这个方案,认为此方案调理太慢,不能应对当前局面。王云五亲自草拟了“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外收支的联合方案”获得蒋介石的认可。王云五的方案的最大特点是:用政治高压手段来推行金圆券,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兑所有的金银外币。到了中常会开会时,蒋介石提出金圆券方案,孙科发言力表赞同,就此通过。

1948年8月20日,蒋介石宣布实行金圆券总统令:“兹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颁布财政经济处分令,其要旨如左:(一)由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发行之法币及东北通券。(二)限期收兑人人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记书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21日,蒋介石又令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理制督导员,王无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管理督导员,霍宝权协助督导。蒋经国后来在上海打老虎,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

盲目乐观,党内专家的警告被搁置


金圆券发行之初,国民党政府曾极力宣传这次改革是经最深切的考虑,下了最大的决心,一些人士也对王云五表示好感,一些报刊更是连声欢呼国民党从此有蒋经国和金圆券这两张救命王牌。

但是更多的人士看出了金圆券的致命之处,不同意王云五蛮干。曾为财政部拟定无限制兑现金本位方案的黄元彬说:“在法币丧失币值,人民对钞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又当内战紧迫的时候,改革币制的机会早就错过。金圆券的办法权以政治力量来施行不兑的货币,更加危险万倍。一旦发行数量超过市面流通必需量,必定导致突破政治力量,不过几个月及要崩溃了。”

金圆券发行后几天,由于强大的政治压力,物价被控制在金圆券发行的前的水平,利息降低并收兑了大量的金银外汇。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蒋经国在上海方面施行了铁血手段。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在金圆券发行初期说:“明知金圆券就要崩溃,上海银行所存黄金也要送往中央银行。”吴铁城也说黄金送到中央银行就等于没收,可是不送恐怕要受徒刑。

2014年一个众星云集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也是描写了金圆券发行时,北平城内国共两党和民主人士的故事,一时收视率极高。

美援不至,金融风暴席卷全国


王云五在考虑币制改革时,是以能得美国的帮助为前提的,他之所以冒险主持发行金圆券,无疑是极大的希望于美援,希望能争取5亿美元的贷款。在金圆券发行的关键时刻,王云五不顾劝阻去美国,除了参加会议就是去争取美援,至少在美援未恢复前,能先在国际货币基金会上谋求贷款。10月4日,他会晤了美国财政部长,但毫无结果。后来蒋介石又派宋美龄去美国向杜鲁门呼吁援助,也被拒绝。美国认为,现在国民党局势恶化的速度,除实际调用美军外,任何大量的军事援助,都于事无补。没有美元这支强心剂,王云五眼看着自己的“妙计”一个个破灭。

王云五方案规定金圆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可是,到了11月11日,行政院不得不决定“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令定之。”截至5月4日止,金圆券发行总额已达到98041亿元,5月18日达到294722亿元。仅仅九个月,金圆券就几乎等于废纸,在世界上货币史上可算是最短命的货币了。

按照原方案,中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照兑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方官署严格监督执行。截至9月4日止,即在金圆券发行的第十五天,汉口物价涨高百分之二十一,重庆涨高百分之四十,广州涨高百分之八十三。这就是说,时间仅仅半个月,物价已经不是政治力量所能管制的了。1949年1月涨到八十五倍,2月涨到八百三十四倍,3月19日涨到二千九百倍。

功不可没,王云五为蒋去台湾刮到两亿美元

金圆券发行失败了,但是蒋介石集团也确实通过金圆券发行,搜刮到大量金银外币。发行金圆券之始,当时规定只发行20亿,10月11日即改为无限额,可以不断增发。1949年1月,突破2000亿,4月达51600亿元,5月底竟达637458亿元。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额到1万、10万、最后竟出了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而社会各阶层,从富商大贾到平民百姓,都被蒋介石集团用金圆券狠狠敲了一笔。蒋介石集团搜刮到的金银外币,据翁文灏说价值2亿美元。没有这2亿美元,就象王云五日后所说的那样,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点而言,王云五对蒋介石真是“功不可没”。

    

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中,政府都喜欢利用货币手段来改善经济,抑制通货或通缩,又或解决就业,打击贪腐等等。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都是通过增发货币来解决,前不久印度的货币改革更是下狠手,直接宣传废钞。民国的两次币值改革,第一次很成功,但是第二次却非常失败,可见违背经济规律,在没有实质支持下,狂印钞票最终是货币含金量大大降低,最后一钱不值。

国民党的货币失败了,为何没有金银支持的人民币,却能成功地走进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共产党如何能在几年内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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