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没有硝烟的抗日金融战!他们用生命开银行…|抗战回眸|抗战时期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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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7-03 20: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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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转发自:中国印钞造币 来源:央视财经

《抗战财经记忆》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倾力制作的七集系列片。该片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创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历程,片中许多精彩的抗战财经故事和精辟的财经解读,促使观众从财经角度去理解抗战、认识抗战、记忆抗战。9月1日21:20央视财经频道将播出《抗战财经记忆》第四集——《没有硝烟的金融战场》,抗战的金融战场上,共产党人究竟怎样赢得了胜利,抗战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财经密码?精彩内容早知道↓↓↓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更是展开了疯狂地掠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为残酷的封锁和扫荡。以战养战的侵华日军,企图最大程度上的搜刮中国的物产,财富,满足自己战争的需要。


八年全面抗战的历史中,如何抵制贬值的国民党政府法币冲击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如何防范日军制造的假币干扰根据地发展?一场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始终贯穿于抗战的历程。


抗战的金融战场上,共产党人究竟怎样赢得了胜利,抗战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财经密码?献礼抗战胜利70周年,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巨制货币纪录片,揭秘没有硝烟的金融战场。


1937年:中国金融市场混乱不堪 理发店都可发行货币


八年的全民族抗战,除了战场上的拼杀,发生在货币上的战斗,也一样的激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土地上,侵华日军,伪满政权,国民党政府为了争抢战争物资,获取战争经费,都在各自控制的区域内,发行自己的货币。



当时,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里,主要流通了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的“法币”。法币,是指中国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国家信用法定货币。但在当时抗日根据地里流通着的,不仅有法币,还有几省的地方流通券,以及各县自制的土票。最让人头疼的,还有侵华日军投放到民间的大量伪钞。


1937年的冬天,由于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还没有建立边区民主政权,根据地的人们因此也没有自己的货币,只能被动的使用法币和其他货币,金融市场极为混乱。


91岁的原晋察冀边区银行负责人尚明这样描述:举个例子吧,一个理发馆都发行票子,理发馆,他都出票子,乱的程度可想而知。


1938年:抗日货币战打响 小山村里暗藏印钞厂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抗日武装要“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抗日根据地在经济战线上的战斗,由此打响,为了保护好边区人民的财产,稳定敌后抗战的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决定,迅速建立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印钞厂。当时驻守在冀中的人民自卫军军需处处长关学文,一手筹备建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


1938年的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县的石嘴村正式成立。





除了银行,在河北省阜平县的法华村,记者还找到了70多年前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刷钞票的工厂。1938年初,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刷部的工人,携带着印刷设备和材料,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从另一个县城转移到了这里,开始印刷出了晋察冀边区银行的第一张货币——“小黑马耕地”一元券。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前有侵华日军的封锁和扫荡,后有国民党军的反共军事摩擦,抗日根据地每建立一家银行,都异常艰难。一台圆盘式印钞机,今天陈列在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旧址。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办了边区银行之后,1941年的4月,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盐城,也创办出了自己的银行——江淮银行。一台印钞机的斑斑锈迹,记录了银行当时创办的艰辛。




原江苏省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陈宗彪,这样描述:“这种印钞机我们都是通过秘密的地下交通线前往上海,前往南京,有的甚至前往国民党的统治局,或者是漏的统治区,把它秘密的拆零拆下来,进行秘密的再运回到我们的根据地来进行组装使用。一旦遇到了敌人扫荡,那么我们再把它拆零,就地埋伏,就地沉入水中,一旦待到日军走后我们再把它捞起来,从水里捞起来,从泥土当中再把它拿上来,进行重新的组装使用。”


得知抗日根据地里成立了江淮银行,1941年的夏天,日伪军就对盐城一带发动了大规模“扫荡”。目的就是要把抗日根据地的金融扼杀在摇篮里。这一年9月,新四军撤消江淮银行总行,将江淮银行的金融骨干化整为零,分别组成盐阜银行、淮北银行、浙东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虽然江淮银行的生命短短不到半年,但化整为零之后的江淮银行,则以更大的力量,出现了抗战的经济战场上。



1938年:没有硝烟的金融战场 他们用生命开银行


1938年4月,原青岛中鲁银行总经理张玉田逃回了掖县老家,躲避战火,刚回家,他就碰到了几个扛枪的军人,对方邀请张玉田去县政府一趟,商量公务。一番商谈,张玉田才知道,这是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想让他出面,创办抗日民主政府自己的银行。


接下这个任务之后,张玉田随即召来了几位银行职员,开始筹备银行的创立。但当时天津和青岛都被日军占领,印制钞票的纸张和铜版都很难买到,建立一家银行的基本条件一个都不具备。


原掖县档案局副局长方秋漪介绍说:“当时纸要从天津买, 制版也到青岛制版, 版制出来以后往掖县运非常困难, 鬼子封锁相当严格, 当时都冒着生命危险。”


张玉田凭着自己的人际关系,潜回被日伪占领的青岛,买到了印制钞票的铜版和印钞纸。一路上,为了躲过日军的搜查,张玉田把这些物资装进一个铁箱里,再把铁箱拴在船底。几经周折,财顺利将这些物资运回了掖县。紧张忙碌了4个月后,1938年8月,山东抗日根据地自己的银行终于成立,她的名字叫北海银行。根据地百姓也第一次用上了自己的货币北海币。


1939到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但就是在这样的岁月里,各抗日根据地先后诞生出了淮海地方银行、盐阜银行、大江银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江南银行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银行结合斗争实际,实行分散发行地方性货币、分区管理、互不流通的金融方针,发行的地方性货币达到500多种,有力的抵抗了侵华日军,和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战线上对于抗日根据地政府的进攻。




1938年:国民党疯狂“撒钱”致通货膨胀 粮价一天翻十倍


在抗战的历史上,看得见的战场是枪林弹雨,炮火纷飞,但在看不见的货币战场上,抗日武装和侵华日军以及国民党政府之间,其实更是短兵相接,寸土不让。1938年眼见着抗日根据地陆续开始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在根据地周边的国民党政府和侵华日军,开始抓紧利用手中的法币,搜刮抗日根据地物资,提前打响金融战。


1938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在财源匮乏的境地下,无视货币的快速贬值,开始大量向市场投放法币,而且,重点投放的区域,就锁定在了抗日根据地的外围。短短几个月时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通货膨胀现象,日益严重。抗日根据地的物价大幅上升,百姓生活面临困难。




原阜平县党史办主任张士双就这样描述说:“那时候一天一个样,那时候我们家里是做生意的,做生意你看我们就做烧饼、卖馒头,搞搞这些东西,每天那个地方有个,一天一个价格,一天一个价格,当时一个烧饼二分钱,明天就是两毛钱。”


1938年:日军伪造货币40亿 蓄意扰乱中国经济


而侵华日军在货币战争上的手段,更为狠毒,在2009年5月19日,日本《东京新闻》刊发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川崎市明治大学的校区里,两栋破旧木头房即将被拆除。这两栋房屋很有来头,是原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的仓库。在70多年前,日军就是在这几栋房屋里,设立秘密工厂,专门伪造和生产中国货币。



当时它的主持人是日本的一个少佐叫山本宪藏,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他来到伪满,从事中国的许多情况的调查工作,这个人从小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抱负,就是伪造钞票。


《东京新闻》报道的登户研究所,真实名字叫日本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秘密机构。原本这个研究所主要研制生化武器,1938年,山本宪藏来到这里后,向上级递交了《法币谋略工作计划》,明确提出:“本工作要隐蔽地持续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扰乱中国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通常的交易,采购军需品或民用品。”


东条英机,这个在1948年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不仅在军事上发动了侵华战争,他在1938年12月亲自下令,启动了登户研究所伪造中国货币的计划。在经济战场上,对中国也发起了进攻。


现在梳理抗战的历史,日军发动这场货币战争的时间,与他们在中国战场上遭遇的挫折不谋而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曾狂妄的计划,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但速战速决的战略被迎头痛击了之后,但一场淞沪会战就从1937年8月打到了11月,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彻底破灭。从1938年开始,侵华日军调整了战争策略,除了军事上持续加压之外,伪造中国货币,夺取物资,搅乱市场,拖垮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也被日军列入了最高战略。



整个抗战期间,日本登户研究所的印钞机一直没有停止。1939年到1945年的七年间,这里伪造生产的中国货币,超过40多亿元。此外,日军还利用伪政权银行,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华北、华中等地大量印制假钞。这些假钞连同日军的残酷封锁一起,扼杀着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1940年:决战货币之争 抗日根据地出奇制胜


虽然没有听到任何的枪炮声,但此时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战场上,已经到了要决战的时刻,与法币脱钩,发行自己的货币,成了抗日根据地实现金融自主的唯一选择。1940年2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对外宣布,在根据地内“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抗日根据地人们自己发行的货币,成为了根据地里唯一的本位币。




虽然抗日根据地政府拿出了应对的办法,禁止了法币在抗日根据地里的流通,但货币战场上的较量并没有由此结束,侵华日军和国民党政府随即抛出的,就是用假钞制造混乱,冲击根据地的金融市场。1942年2月,华中抗日根据地政府首先推出了一款土纸印制的钞票,根据地银行在这种民间制造的纸张上,加上了带颜色的纤维,印上了自己独特的水印,一时间,这样的货币,让日军的专业伪造机构,根本无法模仿。


而更加出奇制胜的一招是用桑树制货币,把桑树的树皮剥下来,经过水里的浸泡,然后经过多层多次,多种的工艺流程以后,制造的一种纸,这种纸来进行印江淮银行的钞票,日伪根本仿造不出来的,因为它这种材料是独特的,一般的地方都不容易生长这种树,唯抗日根据地当地特有,日伪银行在当时连仿制它的纸张都无从购买。更不要说展开大规模的生产。


抗日根据地为了防止发行的钞票被日军仿制,还有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不断改变钞票的颜色,几乎每半年,根据地银行就会对钞票的颜色进行更改,日本伪造一种新纸币,起码要费时半年,等到做好的假钞运到根据地时,日军才发现根据地银行早已更换了货币的颜色,从日占区运来的假钞,完全被挡在了根据地之外。在这场和侵华日军真假钞票的大战中,抗日根据地的土办法,让日伪的先进的制造假钞技术几乎无用武之地,频繁更换货币的颜色,调整货币使用的周期,这些办法,把日伪打的往往是措手不及。


1943年:货币战渐入尾声 抗日根据地金融体系站稳脚跟


货币上战斗的天平,在1943年底开始倒向了抗日根据地政府,各个根据地银行驱逐法币的任务,在这一年基本完成,而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也逐步在边区站稳了脚跟,并且取得了边区百姓的信任。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这意味着法币已经大规模的贬值。在与侵华日军和国民党政府不见硝烟的经济战场上,共产党人和抗日民众一起,保卫了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果,从而让抗战夺得胜利,增添了有力的砝码。


抗战结束后,经党中央批准,原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华北银行、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山东政府的北海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



今天回忆抗日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抗战的战场,不仅仅只是由军事斗争组成,在那个不见硝烟的经济战场上,抗日根据地政府和侵华日军展开的斗争,是那么的残酷和紧迫。货币上的每一次较量,都将抗日的命运推到了危急的边缘。共产党人在经济战场上取得的战绩,最终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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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自:SEM视野


抗战时期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抗战回眸|货币战争
01 | 战争概况
从1938年10月中国军队退出武汉到1939年9月初欧洲战争正式爆发的十个月的时间里,日军的侵华策略主要是“重视敌后”并“相机进攻”。为了与此策略相配合,日军对沦陷区物资进行疯狂的掠夺,以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作为物资争夺的重要载体,货币在这场经济侵略中首当其冲。

日军通过在金融市场上驱逐法定货币、强制兑换、滥发军票、制造假币、恶意收购等手段,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破坏中国原有的金融秩序,动摇沦陷区人民的信心,企图从军事、政治、经济上全面控制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也迅速进行了反击,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一场伴随着炮火侵略,却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在此展开。
02 | 扰乱外汇市场
1938年春季,中日货币战争便已经开始,当时日军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在华北成立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其首要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华北沦陷区的外汇,为日军提供战略物资和经费上的支持。

在华北,日寇宣布自1939年2月下旬起,贬抑法币(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自1935年发行后,被普遍认为是唯一合法的通货)价值在伪满钞六成以下,对我方发起新一轮的货币攻势,接着又于3月10日禁止法币流通;在华中,敌方于同年五月成立了伪华兴商业银行,其职能是处理和调剂华中的金融业务。实际上,却是通过发行“华兴券”的方式,搜刮国民党法币,用以套取外汇,为日军购买战略物资,统治华中贸易,掠夺资源,为侵华日军提供经费。

为了应对日军的攻势,我国自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控制,但由于外汇的核准金额远远低于市场的需求,黑市交易应运而生。在黑市市场上,外汇价格一路下行,至1938年8月,外汇一度跌至7.952便士。同年8月底,汇丰银行开始协助当局稳定黑市,中央银行也建立了小规模的平准基金以维持黑市稳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从1938年8月底到1939年5月,黑市外汇便相对稳定在了8.25便士的水平上。

然而这样的稳定是有代价的,当局不得不举债来运作平准基金,日寇看准了这一点,于1939年6月,集中了一亿元的法币,注入到外汇黑市。无奈之下,我国于1939年6月7日宣告改变政策,黑市外汇随即发生巨幅震动,至同年八月中旬,外汇价格一度跌至3便士。
03 | 物价上涨
日军除了处心积虑扰乱中国外汇市场外,还间接引起了国内物价的上涨。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日寇加紧了对于中国的经济封锁,此举更加重了我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物价上涨。

物价上涨的原因有很多:其一,生产机器的大量破坏,即使是那些移至后方的工厂产量与之前相比也大幅下降;其二,交通运输困难,导致工厂生产的产品不能够及时出货,市场上商品数量远小于需求量;其三,为支持抗战,通货发行额逐渐增加;其四,新发行通货中的绝大部分,都流入到官僚资本的库房,官僚阶层通过囤积居奇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通货增发的影响和物价上涨的趋势。
04 | 大量搜刮法币
我国在外汇黑市上的溃败,未能阻止日军开展进一步的攻势。

1940年3月,日本扶植的汪伪政府成立。1941年1月6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伪中储行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发行“中央储备银行券”,简称“中储券”,用“中储券”代替“法币”强制流通。而人们普遍认为法币是唯一合法纸币,中储券不过是汪伪政府发行的一张空头花纸,因而不愿接受,汪伪政府的首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可是好景不长,为了在沦陷区内排挤法币,汪伪政府于1942年6月23日颁布了《禁止法币使用办法》,强制推行所谓“新旧币”的全面交换,禁止法币在沦陷区内流通。12月1日,法币在芜湖全面禁止。日伪政府通过强制手段,逼迫缴纳法币。法币禁止后,税收一律只收中储券,日军支出的军费、日商收购物资的资金,都用中储券支付,为中储券的流通铺平道路。日伪交换旧币的过程其实就是赤裸裸掠夺法币的过程。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军费开支不断加大,伪中储行于是开足印钞机,大量发行,其面额由原来的1元、5元、10元、50元,增至100元、500元、1000元,甚至到抗战后期,又增发了1万元券,导致币值下跌,贬值严重,1元券只能换回0.5分法币,实际已抵不上一张草纸的价值。抗战胜利后,中储券被宣布禁止流通,并由国民政府回购销毁。

日军通过各种手段搜刮的大量法币,一方面用来投向日伪统治区以外的地方,抢购粮食、布匹、药品等军需物资,以维持侵华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运至上海、香港套取外汇资金,再以此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侵华战争所需的武器设备。为应对日军对法币的打压,防止资本外逃,我方非沦陷区域内采取积极措施,来巩固地方金融。1941年10月《限制携带钞票往游击区域办法》规定:“严禁携带钞票出口,奖励人民向游击区抢购物资”,“亟应力谋法币之畅通,应得尽量购取物资并对敌争取货币流通地盘”。同时发行购粮“兑换券”,取消货币方式购买粮食,防止敌方抢购,有效地阻止了敌人全面控制金融市场的企图。
05 | 滥发军票,制造假币
抗战初期,为解决战争所带来庞大的军费开支,侵华日军采取了更加直接的军票形式来筹集军费。这种军票又称“军用手票”,原本是日本政府作为发放日军饷的货币,后经日本内阁决定将军票当作一般货币在我华中、华南等地区全面流通。这种军票是脱离日元存在,发行时不会有保证金作为兑换支持,也没有特定的发行所,完全依靠侵华日军强制推行。日军用军票在占领区大肆采买物资,更逼迫占领区居民兑换军票作为货币。日本军票是最恶毒的货币侵略,实际上等同于抢劫,这些军票对于老百姓来说,就如同废纸一张。

除了滥发军票,日本经济侵略的最毒辣手段还是制造假币,以此扰乱中国的金融市场。1941年11月,财三字10398号《为转发敌伪伪造法币电请查禁由》记载:“敌伪为扰乱我金融,破坏我法币,以达其经济侵略目的起见,伪造法币种类甚多”。假币在市面的流行,极大影响了法币的信用。为遏制伪造法币的流入,一方面当时的国民政府加紧对法币进行大改版,另一方面加大宣传,查禁假币,广发票样,“将法币真伪异同之点布告周知”。

随着日军大量发行伪币,并以大量假币冲击市场,牵动法币也不断增发,造成市场上流通货币极度混乱,至抗战中后期,已不可避免地出现通货膨胀。当时无论是沦陷区还是国统区均出现物价暴涨,币值下降,法币、伪币的购买力急剧下降,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本已绝迹的各种各样新旧铜元又被拿出来流通。此时日军将掠夺对象又瞄准了中国的金属货币——铜元镍币等,大肆收购,作为战略物资,直接运回日本,中国金属币惨遭日军浩劫。为防止日军恶意收购,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各种铜元的流通,严禁私人收购铜元及私熔私运,对违反者予以治罪。
如同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战,粉碎了敌人侵略的梦想,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货币战场上,中国人民同样自强不息,顽强抵制。然而我们不难看到,当局在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得相当的被动。究其原因,也许在于腐朽的统治体制以及早已腐化的官僚阶级已经难以得到群众的支持,也没有科学的指导以应对这场灾难,这些都极大地局限着我国在应对外来侵略时的战斗力,历史等待着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的出现。
参考:

《中国战时经济特辑续编 》
董文中编辑 1940
《大江晚报》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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