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送本书】《超预测 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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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7-07 04: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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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  

作者简介

菲利普•泰洛克,著名心理学家,全球最受关注的社会学家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同时还在沃顿商学院心理学和政治学部门任职。他和妻子芭芭拉•梅勒斯是“精准预测项目”的共同负责人,这是一项已开展多年的预测研究项目。
丹•加德纳,畅销书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屡获殊荣的新闻记者。


内容简介


《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预见未来的能力是99%以上的人群都缺失的,这才是你人生的短板。美国预测竞赛成绩最出色的团队数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纽约时报》编辑推荐书、《华盛顿邮报》、最 佳畅销书《经济学人》、彭博社2015年度图书、《泰晤士报》《时代周刊》年度好书、入选《经济学人》2015年最值得阅读的书

《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这是一本有关未来的书,但是又不仅仅限于未来。它给你提供的,不是能抓捕到飘渺未来的妙不可言的线索,而是教你如何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预测和看待未来。

但不仅仅是有关未来。想要准确的预测,得先熟知现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以怎样的视角去看待这样的环境,是像刺猬一样的单一视角,还是像狐狸一样的多面思考?书中分析了很多相关的历史事件与政策,以及也有很多试验和数据来论证作者的观点,是一本严谨论证,并能给人带来新的视角的书。

未来深不可测?不试着预测你怎么就知道呢。


精彩书评


名人推荐


菲利普•泰洛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的世界级专家。《超预测》讲述了一个关于他和他的团队如何让普通人在一项非常严谨的赛事中战胜专家的精彩故事。它也是一本指导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明确自己的思路的手册。来一睹为快吧。
                         --丹尼尔•卡尼曼 诺贝尔奖得主、《思考,快与慢》作者
想知道一种思想是否正确,最 好的方法是看它是否可以预测未来。那么,哪些观点、哪些方法、哪些人曾经产生过被历史过程所证实的隐性预测呢?答案会让你吃惊。它们对政治、政策、新闻业、教育甚至认知论--我们如何最有效地了解世界--都具有全新的意义。在《超预测》轻松随意的风格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启示。
                                                         --史蒂芬•平克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在这本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书中,泰洛克和加德纳认识到概率思维对准确预测的核心作用。无论你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任何想要非常严格地评估决定的合理性的人,《超预测》都是十分有用的指南。
                                                   --罗伯特•爱德华•鲁宾 前美国财政部长

这个世界上,我最敬佩的社会学家就是菲利普•泰洛克。
             --蒂姆•哈福德 《金融时报》经济学专栏作家、《卧底经济学家》作者 
《超预测》是一本罕见的读物,既有学术气息,又生动有趣。它提供的经验符合科学规律,令人信服,同时极具实践性。任何参与预测工作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摒弃原来的做法,阅读本书。
                                   --迈克尔•J•莫布新 瑞信银行全球金融战略部主管

媒体推荐

菲利普·泰洛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的世界级专家。《超预测》讲述了一个关于他和他的团队如何让普通人在一项非常严谨的赛事中战胜专家的精彩故事。它也是一本指导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明确自己的思路的手册。来一睹为快吧。
                    ——丹尼尔·卡尼曼 诺贝尔奖得主、《思考,快与慢》作者
想知道一种思想是否正确,好的方法是看它是否可以预测未来。那么,哪些观点、哪些方法、哪些人曾经产生过被历史过程所证实的隐性预测呢?答案会让你吃惊。它们对政治、政策、新闻业、教育甚至认知论——我们如何有效地了解世界——都具有全新的意义。在《超预测》轻松随意的风格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启示。
                                              ——史蒂芬·平克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在这本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书中,泰洛克和加德纳认识到概率思维对准确预测的核心作用。无论你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任何想要非常严格地评估决定的合理性的人,《超预测》都是十分有用的指南。
                                                    ——罗伯特·鲁宾 前美国财政部长
这个世界上,我敬佩的社会学家就是菲利普·泰洛克。
      ——蒂姆·哈福德 《金融时报》经济学专栏作家、《卧底经济学家》作者
《超预测》是一本罕见的读物,既有学术气息,又生动有趣。它提供的经验符合科学规律,令人信服,同时极具实践性。任何参与预测工作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摒弃原来的做法,阅读本书。
                                ——迈克尔·莫布新 瑞信银行全球金融战略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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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预测 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

(美)泰洛克,(美)加德纳编著

熊祥 翻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扉页

导读

专家与媒体热评

第一章

关于黑猩猩的笑话

怀疑论者

乐观主义者

关于预测的预测

第二章

盲人辨色

让医学接受试验

思考之思考

诱惑与转换

眨眨眼,想一想

第三章

“大毁灭……将会到来”

判断之判断

数学的含义

专家的政治预测

关于研究结果

蜻蜓的复眼

第四章

抗拒万有引力,但是能坚持多久?

第五章

费米方式

谋杀谜案

从外部视角开始

内部视角

假设与反面假设相结合

蜻蜓式预测

第六章

本·拉登在哪里?

第三种设定

石器时代的概率

信息时代的概率

超级不确定性

但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七章

过犹不及

反应不足

反应过度

明托队长

第八章

总是在颠覆

尝试

失败

分析和调整

韧劲

总结

第九章

组团还是不组团?

超级团队

第十章

毛奇的遗产

我喜欢艾森豪威尔

企业的任务导向指挥系统

特殊的谦卑之心

补充

第十一章

黑天鹅出现

求同存异

第十二章

“谁—谁”现状

变革

人文主义者的反对

重要的问题

最后一个点子

后记

附录 给志向远大的超级预测家的“十诫”

致谢

注释










对于任何必须思考未来、预见未来的人而言,这本书所阐述的思维技能和习惯是一份珍贵礼物—这本书值得每个人拥有。

——《经济学人》

导读

一本转变你思维习惯的书,引导你做出最佳预测

掌握预见未来的能力,对于你的决策和计划至关重要

成为超级预测家,你才有能力撰写完美人生

瑞信银行高管和研究员们一致推荐:

预测”是一项可以培养的技能,你需要这样提高

为什么一定要阅读这么一本书?

◎科学和理性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它超越了意识形态或情感因素的影响。科学和理性预测的最终目的是准确判断事实,然后产生思路清晰的决策。所以说,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预测科学,一部堪称“预测艺术”的科学理论。

◎本书并没有运用太多的数学工具,但它提出了评估一段时间内个人预测准确性的工具(绝对准确,如同纯粹偶然一样,极难实现)。最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揭示了某些专家预测失败的过程,同时讲述了某些超级预测家如何为了准确预测结果而认真分析数据。

◎本书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超级预测家能够持续地提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并深入剖析了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如何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激发他们的潜能。这本书提出了若干成为超级预测家的准则。

◎本书是一本有趣且极易理解的读物。它试图挖掘出超级预测家的技能。令人惊讶的是,那些脱颖而出的个人并不是经过培训的能力超强的数学专家或者某类决策学专家。这些“普通人”只是追踪新闻、考虑到不同的结果、深入思考改变的可能性等等因素。他们认识到世界是复杂的,需要研究不同的选择。当他们获得新的信息时,愿意更新自己的预测。也就是说,即使是普通人,掌握了这些预测技巧,也能成为超级预测家。

◎泰洛克在研究和确定了一批超级预测家及其个性之后,提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超级预测家是天生的吗,还是说,我们都可以成长为超级预测家?作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他的结论是:他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不过他列出了一些思维习惯,这些习惯非常有可能提高预测能力,进而提升相应的决策水平。如果你的目标是提高预测能力,泰洛克会给你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而且还会解释遵循这些貌似非常简单的建议为什么比你所想象的要难。我相信你会发现本书既让人享受,又饱含知识。

◎“预测”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项极为重要,但似乎穷尽一生都很难掌握的技能,对此,瑞信银行的研究员们推荐《超预测》这本书,他们在看完之后还特意发布了一份“读书笔记”式的报告,总结了书中的观点。2015年9月28日,瑞信银行发布《更加纯熟地掌握预测技能:预测是一项可以培养的技能》这一报告,总结了书中的要点。

《超预测》一书的研究项目是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的一部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泰洛克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现在他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了4年的研究。他的研究工作是在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授意下展开的,该机构由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合其他14家美国情报机构于2006年组建,其宗旨是开发“后9•11”时代情报工作的新方法。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部门包括预见意外处、智能收集处和深度分析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思考,快与慢》作者丹尼尔•卡尼曼也被说服了。

2015年下半年的一个周末,本书作者泰洛克与20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旧金山北部的一个酒庄见面。他们当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政治学家、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政治学家玛格丽特•列维以及谷歌副总裁萨拉尔•卡曼加等。

泰洛克从叙述精准预测项目的历史开始这次会谈。事实上,从1984年起,他就发起了“预测比赛”,被选中的参赛者要回答关于事件走向的问题。2010年夏,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职员拜访了他。该机构想要举办“预测比赛”,但只针对短期事件。不久,泰洛克的预测者们在未借助计算机的情况下,以60%以上的优势击败竞争对手,赢得了胜利。最终泰洛克找到了他一直以来在寻找的那类人:“超级预测家”。

实际上,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也为军方工作,不过是在以色列。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使他受到震撼,在那之后他建立了一个军方预测团队。泰洛克的工作吸引他的原因是:它提供一个将科学标准引入情报工作的机会。

在这次会谈中,菲利普•泰洛克再次详细解释了超级预测家的工作成果能为民众所用的原因,就像互联网和无人驾驶汽车同样可以应用到民用领域。他发现,科学分析方法可以带来进步。

最后,丹尼尔•卡尼曼也被说服了。如果我们能够传授“超级预测”技能,他说,它就可以在科学界赢得立足之地。

掌握本书所提供的预测技巧,普通人也可以超越行业专家,成为超级预测家。

在预测比赛中,泰洛克的精准预测项目团队以大幅优势获胜。它不仅在学术团队中称霸,而且还击败了政府的分析师,虽然这些政府分析师拥有各种便利,包括有权获取机密数据。秘诀是什么?泰洛克发现,被他称为“超级预测家”的人成就了这一切。大多数这类人在政治、经济和预测方面都是彻头彻尾的业余人士,例如家庭主妇、退休的工程师、销售员。他们不具备专业知识,也无权获取特殊信息。即便如此,平均而言,他们的答案准确率比专业人士的答案高出大约30%。在《超预测》一书中,泰洛克向读者介绍了其中一些超级预测家,分析了他们取得成功而专家遭遇失败的原因。

精准预测项目从何而来?

本书反复提到精准预测项目。2003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美国情报圈震惊地发现它在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判断大错特错。两年前,它因未能根据种种迹象预见到9•11”恐怖袭击而受到指责;伊拉克战争后,它又因为胡乱猜测而再次受到指责。2万名聪明的情报分析师的辛勤工作和数十亿美元都付诸东流。

于是,情报圈决定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测试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判断力和预测事件的能力。它建立了一个新机构,即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该机构于2011年委托他人组织了一项预测比赛,任务是每日预测未来1个月至1年内的事件,在4年时间里共计预测了500个事件。

共有5个团队参加,采用不同的方法,预测结果会得到客观比较。其中,4个团队由专业人士(例如一流的国防分析师)组成,还有1个团队被称为“精准预测项目”,组成人员为数百名普通志愿者,由我们的作者泰洛克精心组织。它的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共同特征是都为非专业人士。每个人每天都会收到问题,如石油价格在6个月内会不会达到每桶100美元,或者约翰•马哈马是否会当选下一届加纳总统。他们每天都会提交概率预测,如65%的机会或者20%的可能性。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运用任何研究方法,利用公开的资料,每天自由选择一定的时间来做预测。

泰洛克被邀请加入,是因为过去多年他一直在运作一个研究项目,检验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比随机猜测高出多少。在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比赛中,泰洛克组织的没有专家参加的精准预测项目比各专家团队表现优异。第二年年末,前者的优势非常明显,准确率几乎超出后者80%,于是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中止了与其他团队的合作,只关注精准预测项目的研究成果。

准确预测经济的超级预测家都有以下四大特征

哲学观

谨慎: 没有事情是一定的,超级预测家总是持有怀疑心。

谦虚: 现实是无限复杂的。超级预测家谦虚但不自卑。

不确定性: 没有什么事是注定的,也没有什么事是必须发生的。

能力和思维方式

主动开放的思维: 任何信仰都可以是一种假设,可以被测试。

知识渊博、有“认知需求”: 理智的好奇心,享受对智力和精神挑战的快乐。

吾日三省吾身: 善于自我反省和批评,吸收各种反馈意见。

有数学逻辑: 善于运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对数字敏感。

预测方法

实事求是: 不咬定一种分析方法不变。

善于分析: 有能力退一步看到更多种可能性。

海纳百川: 接受价值观不同的观点,并将它们为自己所用。

善于学习: 当事情变化时,能够适时改变自己的想法。

思辨直觉: 超级预测家善于意识到人情绪和认知上的偏见或倾向。

努力的价值

成长心态: 相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持之以恒: 不管要花费多长时间都能坚持做下去。

哪类读者一定要阅读这本书?

◎作为管理者,此书可以帮助你提升前瞻性、更好地预见未来,科学地制订计划、做出决策,使你的团队无往而不胜。

◎作为投资者,此书可以帮助你更准确地预判投资市场,帮助你科学地规划投资方向、投资领域,以避免投资失误,进而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

◎作为企业家和创业者,此书可以帮助你准确地预判大的全球市场、国内市场环境、未来市场走势、行业发展趋势,使你有能力把控业务和投资方向。

◎作为研究者,此书可以帮助你构建更好的研究模型,以使你能够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充分的认知和判断。

◎作为政府机构人员,此书可以帮助你预测各种类型的事件,游刃有余地处理突发事件,提高危机公关以及应对各类风险事件的能力。

◎作为外交人员,此书可以帮助你更好地预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事件,形成更及时、更有利的判断和处理思路。

◎作为普通大众,你需要寻找工作、投资股市、购买房产、规划未来,此书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做出投资理财规划、赢得人生未来。

专家与媒体热评

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见解,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传播科学,现在,泰洛克在《超预测》中揭示了每个人都能用到的知识。

胡安•路易斯•佩雷斯

瑞银集团研究部门的全球主管

我们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准确预测未来?阅读本书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你将幡然醒悟,不再被专业人士的预测能力所迷惑,另一方面你又会因为了解最出色的预测者的工作方法而受到启发,也许还会满怀希望展望未来。

泰勒•考恩

乔治•梅森大学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再见,平庸时代》作者

数千年来,人们总是信服于那些自信满满却很少有责任感的预言师。在本书中,泰洛克和加德纳让我们摆脱这种愚蠢的心态。《超预测》用大量的精彩故事和简单的统计法教会我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学会思考世界的复杂性、人类思维的局限性以及有些人的预测水平始终可以超过掷飞镖的黑猩猩的原因。泰洛克的研究有可能令外交政策、经济政策和我们自己的日常决定发生革命性变化。

乔纳森•海特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正义之心》作者

《超预测》是一本罕见之作,会让你更加聪明、睿智。行为科学领域的一位巨人揭示了如何更好地预测未来。

亚当•格兰特

《纽约时报》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作者

好的判断和预测是稀罕之物,但事实证明它们是适于传授的技能的产物。泰洛克迫使预测者相互竞争,由此揭示了此种技能的本来面目和工作原理。任何感兴趣的读者都会从本书中学到这样的技能。

斯图尔特•布兰德

今日永存基金会主席

菲利普•泰洛克因为证明了大多数专家在预测选举、战争、经济崩溃以及其他事件时水平等同于掷飞镖的黑猩猩而为世人所知。在这本闪烁着智慧的新书中,泰洛克再次以其开创性的研究为依据,给我们带来更加鼓舞人心的启示。他的研究证明,某些人预测事件的准确性可以远远强于碰运气。因此,如果其他人模仿这些超级预测家的批判性思维,或许也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些自励性题材的作品对我们的才智和经验的影响都比不上这条启示。

约翰•霍根

斯蒂文斯理工学院科学写作中心主任

从特尔斐神谕到中世纪占星师,再到当代过于自信的专家,预测者要么被欺骗,要么欺骗他人。《超预测》揭示了诚实的、可靠的、有效的、有用的预测的秘密,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

亚伦•布朗

AQR资本管理公司首席风险官,《华尔街的扑克牌》作者

《超预测》一书资料新颖,并且包含对最出色的预测行为的概述……普通人的细致工作所获得的准确性确实让我惊讶……(它给)所有人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理解周围令人困惑的世界,并以更加明智的态度应对之。

《纽约时报》书评

当少数具有远见的人开始搜集数据、记录治疗结果时,现代医学的时代就到来了,以此类推,为了(让人们)相信客观“评分”优于个人直觉,现在是向意见领袖提出类似要求的时候了。基于数据的预测恰逢其时。

《华盛顿邮报》

泰洛克的一个关键观点是:这不是与生俱来的技能,它们既可以传授给他人,也可以从他人那里习得……泰洛克的“给志向远大的超级预测家的‘十诫’”很可能作为箴言出现在大多数商务会议室中。

《福布斯》

按照泰洛克的说法,成为更优秀的预测者(还没到超级预测家的层次)的关键,与其他任何奋斗没有区别:实践,实践,实践。

《华尔街日报》

在这本魅力十足的书中,泰洛克认为,成功完全取决于方法:远见卓识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独特思维的产物……在每一章,作者都会提供颇具说服力的访谈、趣闻逸事和历史场景,使用易于理解的真实案例来撰写这种本来难以理解的题材,以此深化自己的研究。他的文字如此有趣,观点又是如此引人注目,读者很快就会被吸引到这场挑战中来。在附录中,作者提供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培训手册,内容就是如何参与挑战。这是一本具有求知欲的人必读的战地指南。

《科克斯书评》

泰洛克和加德纳相信,任何人都能够从自己的工作方式中吸取经验来提高预测能力。如果这是事实,商业和金融领域中那些努力这么做的从业者将会收获良多,而那些没有这么做的人将会失去很多。

《金融邮报》

《超预测》是一本非常棒的书。事实上,它是一本必读之作。过去我在《今日管理》上发表的书评从未用过这样的字眼……它应该被列入每一位管理者和投资者目前关于决策、预测和行为经济学的主题书单中。

《今日管理》

我对社会科学的态度素来苛刻,甚至认为“社会科学”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不过,我注意到,社会科学拥有巨大潜能,这一点在它“融合严谨的实证主义并且抵制绝对答案”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菲利普•泰洛克的著作就拥有这些品质。

《科学美国人》

本年度我读过的最棒的书之一……《超预测》是一本必读书。

SeekingAlpha.com

泰洛克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并非所有预测都会失败。他开展了一个新实验,向我们展示如何才能产生“好”的预测:通常是在最博学的专家所做预测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本书随处可见非常好的建议。预测是我热衷的一个话题,而本书是我读过的关于预测的最佳读物……加德纳将研究过程转化为通俗易读的案例和流淌的文字,同时又不失严谨……这本书表明,预测这件事,你可以做得更好。

《泰晤士报》

现在我们希望每一种药品在使用前都要经过检验。我们应该要求渴望晋升高层的人接受培训,以便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在预测复杂事件时很可能犯错……政治比物理更难预测,但泰洛克证明了政治预测可以做到比占星术更好。

《旁观者》

第一章 乐观的怀疑论者:为什么我们的世界需要预测

你我都是预测家。在考虑换工作、结婚、买房子、投资、推出新产品和退休时,我们的决定是以我们对未来的展望为依据的。这样的展望即是预测。我们自己常常做一些预测。但是,当市场崩溃、战争危机、政坛动荡之类的大事件发生时,我们会求助于专家,例如托马斯•弗里德曼 [1] 这样的专业人士。

如果你是白宫职员,也许你会在椭圆形办公室找到正与美国总统谈论中东事务的弗里德曼。如果你是《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你会在达沃斯见到他,在休息室与之交谈,四周是掌管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和沙特王子。如果你不是白宫或者豪华的瑞士酒店的常客,你可以阅读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和畅销书,从中了解世界现状及其根源,预览未来。1无数的人正是这样做的。

和托马斯•弗里德曼一样,比尔•弗莱克(BillFlack)预测的是全球性事件。但是,人们对后者真知灼见的需求程度远远低于对前者的需求。

比尔多年来供职于位于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农业部,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有时干干农活,有时做做电子表格”。现在他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科尔尼。该州俗称“剥玉米者之州”,比尔是土生土长的“剥玉米者”。他在内布拉斯加州一个名曰麦迪逊的农业县长大。他的父母拥有并发行《麦迪逊之星邮报》(MadisonStar-Mail),这是一份刊载大量本县体育和集市新闻的报纸。比尔高中时品学兼优,后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又去亚利桑那大学深造,目标是拿下数学博士学位。但他认识到这个目标非自身能力所及,“实力不足让我备受煎熬”,他后来这样描述。于是,他放弃了。不过,这段时光也没有虚度。鸟类学课程使比尔成为狂热的鸟类观察家,而且,得益于亚利桑那州良好的观鸟环境,他可以在业余时间为科学家做田野调查,进而在美国农业部谋得一份工作。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比尔现年55岁,已退休,但是他说,如果有人提供工作机会,他会考虑的。目前赋闲在家的他,有时做一些预测。

比尔大约就300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问题包括“未来3个月俄罗斯将会进一步‘吞并’乌克兰的领土吗”,“明年哪些国家会退出欧元区”。这些都是难以回答的重大问题。企业、银行、使馆和情报机构一直都在努力寻求此类问题的答案。“朝鲜会在年内引爆核装置吗?”“未来8个月还会有多少国家报告埃博拉病例?”“未来两年内印度或巴西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吗?”其中一些问题至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毫无头绪。“北约会在今后9个月邀请新国家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吗?”“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会在今年举行关于成为独立国家的全民公投吗?”“如果一家中国之外的电信公司中标上海自由贸易区未来两年的互联网服务合同,中国民众能够访问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吗?”刚开始思考任何一个这样的问题时,比尔可能也会一头雾水。他会想:“上海自由贸易区到底是什么?”但是,比尔会做“功课”。他搜集真实资料,综合考虑相互对立的观点,最后得出结论。

没有人依据比尔•弗莱克的预测来做决定,也没有人请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分享自己的观点。他从未被邀请至达沃斯论坛与托马斯•弗里德曼同台论道。这并非幸事,因为比尔•弗莱克是一位值得关注的预测家。这不是信口胡说,因为比尔的每个预测都被独立的科学观察员按照发表时间记录下来,并进行了准确性评估。他的过往预测记录非常出色。

这条路上比尔并不孤单,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也在寻求同类问题的答案,他们都是志愿者。大多数人不像比尔那样优秀,只有约2%可以做到。这些人包括工程师和律师、艺术家和科学家、华尔街精英和普通中产阶层、教授和学生。我们将会谈到他们中的许多人,有一位数学家、一位导演,还有一些退休人士,他们热衷于展现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的才干。我称他们为“超级预测家”。这些人名副其实,我将出示可靠的证据证明之。本书的目标就是:说明他们为什么如此出类拔萃,其他人如何向他们学习。

这些不引人注目的超级预测家与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的大牌智囊相比,孰强孰弱,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但是我们无法知道答案,因为弗里德曼的预测准确性从未经受过严格检验。弗里德曼的粉丝们和评论家自然是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揭示了突尼斯骚乱”;“他误判了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他预见到北约的扩张”。可是,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过往预测从未有过确凿的记录,只有他人无休止的评论,以及评论之评论。2通常这不过是商业行为。日复一日,新闻媒体只是传播预测,却不报道(或者哪怕是质疑)做出这些预测的预测家们的真实水平。日复一日,企业和政府购买预测,这些预测要么的确是真知灼见,要么毫无价值,也有一些处于二者之间。日复一日,所有的人,包括国家领导人、企业管理者、发明家、选民,都会根据准确性无从知晓的预测做出重要决定。棒球队经理如果不了解球员以往的表现,是不会想着掏钱买入这位球员的。即便是球迷,也希望在记分牌和电视屏幕上看到球员的统计数据。然而,就预测家而言,尽管借助他们的帮助,我们所做的决定远比任何棒球比赛都重要,但我们并不在乎对预测家本人一无所知。3

因此,我们对比尔•弗莱克的预测的信赖看起来非常合乎情理。实际上,可以证明,对本书诸多读者的预测的信赖同样合情合理,因为事实是,预测不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天赋,它是一项可以培养的技能。本书将阐明如何开发预测能力。



注释

[1]托马斯•弗里德曼,新闻工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著有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编者注

关于黑猩猩的笑话

我可不想让你们被这个笑话逗乐,所以我要提前抖出它的“包袱”:专家预测的平均准确度大致和掷飞镖的黑猩猩相当。

你很可能听过这个笑话。它流传甚广,但是在某些圈子里备受诟病。它在一夜之间出现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和世界其他媒体上。这个笑话一般是这么说的:一位研究者召集了一大群专家,包括学者、评论家,诸如此类,让他们就经济、股票、选举、战争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做了成千上万个预测。许久之后,研究者检验这些预测的准确性,发现这些专家的预测形同随机猜测。大致就是这样,除了一点:“随机猜测”不是笑料,因为这不好笑;“掷飞镖的黑猩猩”才是那个笑料,因为黑猩猩很有趣。

我就是那位研究者,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并不介意这个笑话。我的研究提供了关于科学文献中的专家判断预测法的最广泛的评估。这是一项艰苦工作,从1984~2004年,持续了约20年,成果极为丰富,极具建设性,那个笑料所能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我对这个笑话不存芥蒂,因为它提高了我的研究的知名度。而且说实话,科学家也愿意享受这转瞬即逝的名气。再者,我自己使用过“掷飞镖的黑猩猩”这个比喻,所以也没有太多可抱怨的。

我对这个笑话不反感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观点。打开任何报纸,看看任何电视新闻,你都会发现,总有专家在预测某事将要发生。有些人态度谨慎,更多的人胆大自信。一小撮人宣称自己是来自奥林匹克山的智者,能预见未来数十年的状况。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专家能在摄像机前侃侃而谈,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任何可证实的预测能力。准确性甚至很少被提及。旧的预测就像过时的新闻,很快被人遗忘。大众几乎从未要求评论家的预言要与实际情况相符。评论家们有一项无可否认的才能,那就是怀着坚定的信念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这就足够了。许多人靠着向企业领导层、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兜售价值存疑的预测获得财富,这些受众从来不会吞服疗效和安全性不确定的药物,但却定期地购买一些如同从四轮马车后部售出的灵丹妙药那样可疑的预测。真应该给这些评论家和他们的客户一个警示。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研究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但我意识到,随着我的研究成果传播开来,它所包含的表面意义发生了突变。我的研究所显示的是,在我提出的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专家预测的平均水平比瞎猜好不了多少。然而,“许多”不代表全部。在仅需一年时间即可验证的超短期问题上,专家最容易做出准确判断,当他们试图预测更长时间之后的事件时,准确性就会下降,在3~5年的问题上,水平接近于掷飞镖的黑猩猩。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它揭示了在复杂世界中专业预测的局限性,以及超级预测家能力所及之处。在儿童游戏“传话”中,主持人小声地将一个短语告诉排在第一位的孩子,他转述给下一个孩子,依次传递,最后大家惊讶地发现短语被改得面目全非。正如这个游戏所展示的那样,真实信息在持续的复述过程中被歪曲,原有的精妙之处荡然无存。我要表达的信息变成了“所有的专家预测都没有价值”,这是胡说八道。一些曲解甚至更加粗鄙,例如“专家的知识也就达到黑猩猩的水平”。我的研究成为虚无主义者和支持不可知论的民粹主义者的理论依据,前者认为未来从根本上说不可预测,后者坚决要求在“专家”两字前面加上“所谓的”。

所以,我厌倦了那个笑话。我的研究不支持更加极端的结论,我也不喜欢这样的结论。现在,我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

是做一个揭穿真相的人,还是充当专家及其预测的辩护人?事实上,在二者之间,我们有大量的机会选择理性的立场。一方面,揭穿真相的人确实有他们的道理。预测市场中的确有一些不露声色地兜售值得质疑的观点的家伙。此外,专家的预言存在着怎么样都无法摆脱的局限性。我们的能力总是不能满足我们想要知晓未来的欲望。另一方面,揭穿真相的人太过分了,他们把一切预测都贬低为愚蠢之举。我相信,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看清未来是有可能的,任何思想开放的聪明人经过努力都能够培养出必要的技能。

就叫我“乐观的怀疑论者”吧。

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占了我这个称号的一半分量,为了理解这个词的意义,请想象以下场景:在突尼斯城市西迪布济德,一位突尼斯青年推着一辆装着水果和蔬菜的木制小车,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前往市场。小伙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借钱来售卖自家的农作物,以此养家糊口。他希望卖掉农产品,赚到足够多的钱,还清债务,并且还留有余钱。每天他都过着这样的清苦生活。可是,这天早晨,警察过来声称要没收货物,因为他违反了某些法规。他知道警察在撒谎。他们对他进行了彻底搜查。但小伙子身无分文。一名警察掌掴了他,还辱骂他已故的父亲。他们拿走了货物和推车。小伙来到市政大厅抗议,却被告知相关官员正忙于开会。年轻人受到羞辱,怀着愤怒和无力感离开了。

他携带燃油返回。在市政大厅外,他将燃油倒在身上,点燃火柴。他的身体燃烧起来。

而这个故事的结局不同寻常。在突尼斯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有不计其数的穷困的街头小贩。警察贪腐是普遍现象,这位年轻人所受到的羞辱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除了警察和遭受羞辱的人,上述现象不会影响到其他任何人。

然而,2010年12月17日,这种针对特定人群的羞辱导致26岁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Bouazizi)引火自焚。他的献身激起了民众的抗议。警察以典型的残暴行径作为回应。抗议活动蔓延开来。突尼斯的独裁者、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看望了在医院救治的布瓦吉吉,希望平息民众的怒火。

布瓦吉吉在2011年1月4日去世。骚乱加剧。1月14日,本•阿里飞往沙特阿拉伯,在一处舒适的住所开始流亡生活。长达23年的窃国政权倒台了。

目睹这一切的阿拉伯世界震惊了。抗议浪潮随后席卷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埃及“独裁者”霍斯尼•穆巴拉克在位30年,如今被赶下台。在其他地方,抗议恶化演变成叛乱,叛乱又扩大为内战。它和其他数不胜数的社会革命完全一样,起因仅仅是一位穷人被警察骚扰,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会发生连锁反应,而这样的例子此前和此后屡见不鲜。

就像现在我所做的那样,回顾并简述这段历史,将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与他独自抗议之后发生的一切联系起来,这和预测不是一回事。同许多杰出的评论员类似,托马斯•弗里德曼擅长那样的历史重现,特别是他对中东历史了如指掌,使他成为新闻行业的名人,担任《纽约时报》驻黎巴嫩记者。但是,如果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早晨,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现场,他能够凝视未来,预见到布瓦吉吉的自我牺牲、骚乱、突尼斯独裁者的下台以及之后发生的一切吗?当然不能。没有人可以。也许,考虑到弗里德曼对该地区的了解,他会细细思量:穷人和失业者数量庞大,绝望的年轻人数量不断增加,腐败猖獗,压迫持续发生,因此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就是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可是,革命发生的前一年或者前两年,任何观察者都能做出完全相同的评论。事实上,就突尼斯、埃及和其他几个国家而言,数十年来你都能得到同样的结论。它们也许是火药桶,但从未爆炸。直到2010年12月17日,这一天,警察让那位穷人走投无路,火药桶终于被点燃。

1972年,美国气象学者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Lorenz)写了一篇论文,标题引人注目:“可预测性:一只在巴西翩翩起舞的蝴蝶可否在得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10年前,洛伦兹偶然发现,使用计算机对天气模式进行仿真时,数据输入的细微变化,例如以0.506取代0.506127,也许会导致明显不同的长期预测结果。这是一个让人联想到“混沌理论”的想法:在大气这样的非线性系统中,初始条件的细小变动,可能膨胀为巨大变化。因此,理论上说,一只生活在巴西的蝴蝶扇动翅膀,确实有可能引发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尽管另外一大群巴西蝴蝶一辈子疯狂地扇动翅膀,也绝对不会在几英里[1] 之外掀起明显的狂风。当然,洛伦兹不是指蝴蝶“引发”了龙卷风,不是像我用锤子砸酒杯导致其破碎那样有着直接关系。他的意思是,如果那只特别的蝴蝶当时没有扇动翅膀,那么大气活动和大气反应构成的深不可测的复杂网络就会有不同的表现,龙卷风也许永远不会形成,这就如同,突尼斯骚乱也许永远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2010年的那个早晨,警察允许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售卖水果和蔬菜。

爱德华•洛伦兹改变了科学界的观点,使之认识到,可预测性存在难以逾越的局限性,这是深刻的哲学问题。 4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不断增加的知识一定会导致更好的可预测性,因为现实就像钟表,虽然庞大、复杂到令人敬畏,但仍然只是一块钟表。科学家越了解它的内部结构,例如齿轮怎么啮合,钟锤和弹簧如何工作,他们就越能通过确定的方程把握它的运行规律,预测它的走向。1814年,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从逻辑上将这个梦想发挥到极致:

我们可以将宇宙的当前状态视为过去的结果和未来的成因。这种智慧将在某个时刻洞悉让大自然运转起来的一切力量,知晓它的所有组成部分的所有位置;不仅如此,如果这种智慧宽广到足以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它能用一个公式道尽最浩瀚的宇宙和最渺小的原子的运动。对这样一种智慧而言,一切都是确定的,未来就像过去一样呈现在它的眼前。

拉普拉斯将他想象中的这种存在称为“魔”。他认为,如果“魔”对现在无所不知,它就能预测未来的一切。它将是全知全能的。 5

洛伦兹对这个梦想迎头浇了一盆冷水。如果钟表象征拉普拉斯式的完美的可预测性,那么它的反面就是洛伦兹式的云。高中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水汽聚集在微尘周围,就形成了云。听起来简单,不过,某一朵特定的云到底如何形成,什么形状,则有赖于水滴之间复杂的反馈作用。为了反映这些相互作用,计算机建模师需要建立这样的方程:对数据采集过程中出现的能导致蝴蝶效应的细微误差高度灵敏。所以,即使我们知道所有关于云的形成原理的知识,也无法预测特定的云将呈现什么形状。我们只能等着瞧。历史的一个大笑话就是,当今科学家的知识远远多于100年前的同行们,拥有的数据处理能力也远胜于后者,可是对完美的可预测性的前景的信心却小得多。

这就是我的自我定位—“乐观的怀疑论者”—后半部分为什么是“怀疑论者”的重要原因。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一个近乎软弱无能的人的行为可能对世界产生连锁效应,每个人因此而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一名住在堪萨斯城郊区的妇女也许会认为突尼斯是另外一个星球,她的生活与之毫无关系,可是如果她的丈夫是驻扎在怀特曼空军基地附近的空军领航员,那么,她可能会惊讶地得知某个不知名的突尼斯人的举动引发了抗议,进而导致暴乱和独裁者的倒台,随后又在利比亚掀起抗议浪潮,并发展为内战,于是北约在2012年进行了军事干预,而她的丈夫则在的黎波里上空躲避防空炮火的攻击。这是一种不难追踪的联系。通常,这样的联系更难发现,但却充斥在我们周围,就像加油站的油价和街头的失业人群。一只巴西蝴蝶可以在得克萨斯州导致两种不同的情形:或者是一个晴天,或者是龙卷风撕裂城镇。在这样一个世界,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深刻洞悉未来的观点会使人误入歧途。6



注释

[1]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乐观主义者

然而,意识到可预测性的局限性是一回事,否认所有预测,视之为徒劳无益的行为,绝对又是另外一回事。

让我们打开记录仪,观察那位居住在堪萨斯城郊区的妇女一天的生活:早晨6点半,她将文件塞进公文包,钻进车里,驾车沿着平时的路线去上班,在市中心停好车。她步行穿过狮群的雕像,走进堪萨斯城人寿保险公司希腊风格的办公楼,每个工作日早晨都会如此。在工位上,她花一些时间处理电子表格,10点半参加电话会议,然后在亚马逊网站上逛几分钟,接着回复电子邮件,直到11点50分才停下来。随后她走进一家店面不大的意大利餐馆,与姐姐一起吃中饭。

这位妇女的生活受到诸多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例如钱包里的彩票,导致丈夫飞往利比亚执行任务的骚乱,以及,某个她闻所未闻的国家发生政变造成每加仑汽油价格上涨5美分。但是,也有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因素完全可以预测。她为什么6点半离开家?答案是她不想在行车高峰期内被堵在路上。或者换一种说法,她预料到稍后交通状况会糟糕得多。她几乎百分之百是对的,因为高峰期内交通状况可预测程度很高。开车时她要不断预测其他司机的行为:红灯时他们要停在路口;他们保持在自己的车道内行驶,转向时会打灯。她认为那些说自己要参加10点半电话会议的人会遵守约定,她判断对了。她计划和姐姐在那家餐馆共进午餐,因为餐馆的公告显示届时它会开门营业。公告是可靠的指引。

我们每天都做这样单调的预测,其他人同样如此,而他们的预测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位妇女开启电脑,就会增加一点堪萨斯城的电力消耗,而在那个早晨,其他“工蜂”也会有此举动,他们合力产生了一个电力需求高峰。每个正常工作日,在这个时间段,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这不会造成任何问题,因为电厂对这样的高峰已有准备,会根据情况调整电力输出。当这位妇女访问亚马逊网站时,网站会重点推荐它认为这位妇女喜欢的某些产品,这是按照她和其他数百万人过去购买和浏览的产品进行的预测。我们常常遇到预测性的行为,就像网络上发生的那样,例如谷歌会将搜索结果个性化,它认为你最感兴趣的结果被排在前面,但是,这些行为如此自然,我们很少注意到。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位妇女所在的公司。堪萨斯城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是预测人的残疾和死亡,它在这方面干得不错。这并不意味着它知道我的确切死亡时间,但它可以出色地预估像我这样年龄和状况(性别、收入、生活方式)的人能够活多久。堪萨斯城人寿保险公司成立于1895年。如果它的精算师不是好预测师,也许它早就破产了。

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如此之多的像这样可以预测的事物,也许还不止这些。我就在谷歌上搜索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明天的日出和日落时间,然后一分不差地记下来。这些预测是靠得住的,不论它们针对的是明天、后天还是50年后。同样的情形还包括潮汐、日食和月相。一切都可以根据钟表般精准的科学规律进行预测,准确度足以让拉普拉斯的预测之“魔”满意。

当然,我们可以立即点破可预测性的所有漏洞。当一家不错的餐馆通知大家要开门营业时,它的确很有可能这么做。可是,它也可能失约。我们可以找出各种理由,例如餐馆经理睡过了头,火灾,破产,传染病威胁,核战争,或者是一场物理试验偶然制造出一个黑洞,吞噬掉整个太阳系。同理,其他任何事物也是如此。如果未来50年内的某时,一颗太空巨石撞击地球,使地球偏离在太阳系中的轨道,那么,那个关于50年后日出和日落时间的预测,也会与实际情况略有偏差。生活中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假如将大脑内容上传至云计算网络的技术有可能开发出来,死亡就是不确定的;假如未来某个社会极其注重公益,极其富裕,以至于国家可以依靠慈善捐款来获得财政收入,那么税收也是不确定的。

那么,现实是像钟表还是像云?未来完全可以预测还是绝对无法预测?这些问题体现了错误的二元对立思想,我们在后面还将遇到许多这样的问题。我们生活的世界像钟表又像云。我们还可以把它比喻为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不可预测性和可预测性艰难地共存于构成人体、社会和宇宙的复杂的关联系统中。某事物的可预测性如何,取决于三个因素:我们想要预测的内容,预测的时间远近,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进行预测。

来看看爱德华•洛伦兹的领域。在大多数情况下,气象预测关注的是未来两天的情况,通常十分可靠,但是,如果预测的是3天、4天和5天后的天气,准确性会越来越低。如果时间远远超过一个星期,问问掷飞镖的黑猩猩亦可。所以,我们不能说天气是不是可以预测的,只能说某些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如果要更加严谨地表达这一观点,我们必须非常注意措辞。可以用以下看似简单的话语来描述时间和预测性的关系:我们要预测的对象时间越遥远,事实就越难以看清,总体上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就这条定律而言,也可能存在例外,某些长期事件更容易预测。对股票市场中长期牛市的持续时间的预测能够为你带来好几年的收益,可是到了牛市末期,突然间,这个预测也会让你亏钱。在过去数千万年的时间里,预测恐龙将长期居于食物链的顶端,不会有任何问题,直到后来,一颗小行星引发了一场灾难,弱小的哺乳动物抓住机会在生态圈建立地位,并最终进化出试图预测未来的物种。除了物理定律,其他恒久事物是不存在的,因此要将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区分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说完全做不到。

气象学家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一点。他们做了大量的预测,经常验证这些预测的准确性,所以我们知道期限为一天或两天的预测往往非常准确,而8天的预测往往不靠谱。借助这样的分析,气象学家能够加深对天气变化机制的理解,并微调他们的模型。然后,他们又尝试新的预测。先预测,接着评估准确性,最后修正模型。周而复始。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渐进提高过程,它说明了天气预报靠谱但改进过程缓慢的原因。不过,这样的改进也许是有限的,因为天气就是非线性系统的典型例子。预测的期限越长,混沌就会有越多的机会令蝴蝶扇动翅膀,让预期落空。计算能力的飞跃和预测模型的持续改进也许会减小一些预测的局限性,但是改进将举步维艰,回报也会不断缩小,直至为零。我们能获得多大进步?无人知晓。但是,知道目前的局限性在哪里,这本身就是一项成就。

经历了其他诸多高风险的尝试之后,预测师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预测的准确性如何,也判断不出他们的预测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准确性。他们能有的不过是模糊的直觉。这是因为预测—评估—修正过程只能在高端技术预测的狭小空间里展开,中央银行的宏观经济学家、大公司的营销能手和财务专家以及纳特•西尔弗(Nate Silver) 7这样的民意测验分析师的工作就属于高端技术预测。而更多的预测是,发布了,然后……一文不值。为什么呢?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需求方问题:预测的消费者—政府、企业和公众—不需要准确性证明。因此,没有任何评估手段,也就是说,不会有任何修正。没有修正,就不会有改进。请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人们喜欢跑步,但不知道普通人的跑步速度,也不清楚最棒的家伙们跑得多快,因为跑步的人从未同意遵守基本的比赛规则,例如沿着跑道跑,枪响后开始比赛,跑完特定路程后结束比赛;同时,没有独立的比赛官员和计时员来评判结果。在这个世界里,跑步速度提高的可能性有多大?不大。最优秀的跑步者的速度能够达到人类体能极限吗?同样,也许不能。

“重要的评估手段对改善人类状况的意义让我震惊,”比尔•盖茨写道,“如果你树立清晰的目标,制定有助于实现目标的评估方法,你就可以获得难以置信的进步……这似乎是基本的道理,但令人吃惊的是,人们经常做不到这一点,或者很难正确执行。”8他对获得进步的方法的叙述是对的,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在预测时很少这么做。即使第一步—树立清晰的目标—如此简单,也没有人去做。

你也许认为预测的目的是准确预见未来,可是这通常不是目的,至少不是唯一目的。有时预测是为了娱乐大众。想想CNBC [1] 的吉姆•克莱姆(Jim Cramer)和他招牌式的滑稽感叹词 booyah”,再想想《迈克劳林五人组》(TheMcLaughlin Group)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约翰•迈克劳林(John McLaughlin),他咆哮着要组员们“用0~10之间的某个值”来给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打分,“0代表毫无可能,而10代表完全的、必然的确定性”。有时,预测被用于引出政治议题,激励人们付诸行动,例如社会活动人士警告我们,除非我们改变方式,否则危险就会迫近,此时他们希望预测能发挥作用。还有画大饼式的预测,这是银行的做法。它们付给知名评论员一笔钱,让其向富有的客户描述2050年的全球经济。有些预测是用来抚慰心灵的,做预测的人向受众保证,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未来将如预期的那样到来。这类预测能够吸引铁杆支持者,让他们的思想享受热水澡。

大家很少认识到目标混乱的问题,因此评估和改进这两个阶段的工作还难以开始。情况一团糟糕,而且看起来没有好转的迹象。

然而,这种停滞不前的现象正是我成为“乐观”的怀疑论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人们有如此多的事物需要预测,政治、经济、财政、商业、技术、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情况下,可预测性确实存在。可是,还有许多事物是我们不知道的。对科学家来说,未知事物令人兴奋,因为它提供了探索的机会。未知的程度越深,机会就越大。在如此多的预测领域,待完善之处多得令人吃惊,得益于此,科学家将拥有巨大的机会。要抓住这些机会,我们只需做到:一是树立一个清晰的目标,即准确性;二是制定严格的评估方法。

我的职业生涯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被投入到这样的事情中。那项关于“掷飞镖的黑猩猩”的研究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始于2011年夏天,当时我的研究(还有生活)伴侣芭芭拉•梅勒斯(Barbara Mellers)和我发起了“精准预测项目”(Good Judgment Project),邀请志愿者报名参加,对未来进行预测。比尔•弗莱克接受了我们的邀请。除了他,第一年还有2000人参加,在随后的4年里,成千上万的人加入这个计划。累计超过两万的求知欲强烈的非专业人士试图弄清楚在俄罗斯发生的抗议是否会扩散,金价是否会暴跌,日经指数是否会突破9500点,朝鲜半岛是否会爆发战争,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都是与复杂的充满挑战性的全球性问题有关的。通过改变试验条件,我们可以判断哪些因素有利于改进预测,在多大程度上改进,在哪种时间框架内效果最好。我们还可以知道,如果将某些最好的预测组合在一起,取长补短,能产生多么出色的预测。组合最佳预测,听起来很简单,实则不然。这是一个要求极其严格的项目,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跨专业团队以他们的天赋和辛勤工作做出了贡献。

精准预测项目虽然规模大,但也仅是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发起的更大规模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不要看到这个乏味的名称就失去兴趣。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是一系列情报机构中的一员,这些机构都由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主管。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职责是支持构想大胆的、有望改进美国情报工作的研究项目。国家情报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预测全球政治和经济趋势。粗略估计,美国有两万名情报分析人员,他们的评估对象既有小谜语,又包括诸如以色列突袭伊朗核设施或者希腊脱离欧元区这样的大事件。9所有这些预测水平如何?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与许多重要预测来源相似,这些情报机构从不热衷于花钱做预测。这种厌恶情绪可以有多个解释,其中一些更值得认真对待,我们在后面再讨论。现在的问题是,此类预测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几乎没有信心说这项工作很出色,甚至不能说它没有浪费所投入的数十亿美元和两万名情报人员。为改变这样的现状,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展了一项预测比赛,5个由该领域顶尖研究者领导的科学家团队相互竞争,对情报分析员们每天处理的那种棘手问题做出准确的预测。精准预测项目团队就是5个团队之一。每一个团队都要积极开展研究项目,自由设计任何它认为有用的方法。按照要求,团队必须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上午9点提交预测,从2011年9月至2015年6月,每日如此。这项比赛要求各团队在同一时间对同样的问题做出预测,从而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并搜集大量关于导致好的预测的因素有哪些、准确性如何、什么时候发挥作用的数据。4年来,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提出了近500个与国际事务有关的问题,时间框架比我早期的研究短,绝大多数预测针对的时间在1个月以上、1年以下。我们总共采集了100万条个人预测。

第一年,精准预测项目团队在60%的问题上所做的预测准确性高于官方的对照组。第二年,78%。这个团队还击败了来自大学的竞争者,包括密歇根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而且差距不小,从30%~70%不等。它甚至战胜了可以接触到机密数据的专业情报分析师。两年后,精准预测项目团队的成绩远远超过来自学术界的竞争对手,于是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停止了其他团队的比赛资格。10

稍后我再讨论细节,现在我们要专门谈谈这项研究得出的两个关键结论。其一,准确的预测是可以做到的。有些人,例如比尔•弗莱克,绝对具有洞察未来的能力。他们不是能够看到未来数十年的宗教导师或者祭师,但是他们掌握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评估的技能,通过它来判断高风险事件在未来3个月、半年、1年或者1年半的发展趋势。其二,这些超级预测家为什么如此出类拔萃?原因绝对和他们的身份无关,而是与他们的方法有关。洞察未来的能力并非天赐的神秘禀赋。它是独特的思维方式、信息搜集方法和不断更新观念的产物。任何脑子不笨、喜欢思考、意志坚定的人都可以学习和培养这样的思维习惯,他甚至完全可以从简单的课程入手。有一个研究结果特别让我惊讶,那就是,一份涵盖《摩西十诫》中总结的某些基本观念(本书将会探讨这些观念)的教程就能产生明显的效果。它的阅读时间只需要大约60分钟,但它在一个赛季中能提高近10%的准确性。是的,10%听起来也许不多,可是获得这10%不需要什么成本,而且,绝对不要忘了,预测能力保持长期小幅进步,累积起来就可观了。我和亚伦•布朗谈过这个话题,他是一位华尔街老牌作者,也是拥有超过1000亿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公司—AQR资本管理公司的首席风险官。“10%的进步不是很明显,因此难以察觉,”他说,但如果持续下去,“它就能让你成为生存下来的长期赢家,而不是随时都有可能破产的家伙。” 11我们很快就要提到的一位世界级扑克牌玩家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她说,大牌选手和业余选手的差距在于,前者知道赌注胜算为六四开与四六开的差别。

可是,如果仅仅通过评估就能提高预测能力,如果预测能力提高后能带来可观的回报,那么,为什么评估不是标准做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些事情我们确信自己了解,其实并不了解,例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是否是一位准确率高的预测师。我会在第二章探讨这种心理。几个世纪以来,它阻碍了医学上的进步。当外科医生最终认同他们的经验和学识不能作为判断某种治疗手段是否有效的可信依据时,他们求助于科学实验,医学终于开始突飞猛进。在预测领域,需要爆发一场同样的革命。

这并非易事。第三章将分析,要像现代医学检验治疗手段那样严格检验预测的准确性,应该做哪些工作。这是一场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艰巨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我总结了一套研究方法,并进行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关于专业政治预测准确性的测试。其中有一项成果多年之后才发表,就是如今陷我于尴尬境地的那个“包袱”。而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发现却没有引起同样的注意,尽管它重要得多:一群专业人士拥有不太明显但真实存在的洞察未来的能力。一边是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专家,另一边是那些如此糟糕以至于将整体水平拉低至掷飞镖的黑猩猩档次的人,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不是某种神秘的天赋,不是获得他人无法获得的信息的权力,也不是独特的信仰。其实,从一组相当广泛的观点来看,他们思考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思考方法。

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个绝妙发现的启发,举办了前所未有的预测大赛。第四章会讲述这项赛事的经过和发现超级预测家的故事。为什么他们这么出色?第五章至第九章会回答这个问题。当你遇到他们时,很难不惊讶于这些人的聪慧,所以你会猜测是智力上的差距使他们与众不同。你错了。他们的数学水平也令人印象深刻。和比尔•弗莱克相似,许多人都拥有数学和理学双科学位。那么,秘密就在于神秘的数学吗?你又错了。即使那些职业是数学家的超级预测家也很少使用数学。他们往往还是新闻迷,时刻追踪最新动态,定期更新预测,因此,也许你会忍不住将他们的成就归因于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无尽的时间。然而,你还是错了。

超级预测需要的是最低程度的智力、数学才能和世界知识,任何读过严谨的心理学著作的人都很可能具备以上先决条件。那么,到底是什么让预测升级为超级预测?正如那些在我的早期研究中表现出真正洞察能力的专业人士所显示的那样,最重要的是预测家的思维方式。我会详细论述这一点,大体而言,超级预测需要的头脑要做到思想开放、认真谨慎、求知欲强,更重要的是,要有自我批判精神。专注也必不可少。产生更优预测的思维方式离不开勤奋。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持续地发表合理的预测,所以我们的分析总是表明,坚持提高自我是获得良好预测成绩的最有力的保障。

在最后几章,我会阐明如何处理准确预测的需求和高效率的领导方式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回答我认为我的研究所面对的两项最艰巨的挑战是什么,并以对未来趋势的思考作为全书结尾,对一本关于预测的书来说,这个结尾恰如其分。



注释

[1]CNBC,美国NBC环球集团所持有的全球性财经有线电视卫星新闻台。—编者注

关于预测的预测

也许你认为预测是毫无希望的过时之举。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嗡嗡作响的强大计算机、晦涩的算法和大数据构成的时代。我所研究的预测,其核心是主观判断,即人们思考后得出结论,别无其他。现在难道不正是结束这种草率的推测行为的时候吗?

1954年,才华横溢的心理学家保罗•米尔(Paul Meehl)写了一本小册子,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2他回顾了过去20次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见多识广的专家对一些事情做出预测,例如一位大学生是否能在大学里取得成功,一名假释犯人会不会重返监狱。研究表明,他们的预测准确性甚至不如某些简单的算法,这些算法的功能只是对能力测试分数和过往行为记录这样的客观指标进行统计,然后推测结果。米尔的结论让很多专家忐忑不安,但是之后的研究(现在已经超过200次)显示,多数情况下,统计算法击败了主观判断,在少量研究中,二者通常打成平手。考虑到算法迅捷又便宜,而主观判断则不然,那么,在平手的情况下,天平偏向算法。如果你有被证明有效的统计算法,就用它吧。这个观点现在已无争议。

然而,上述见解从未威胁到主观判断的统治地位,因为我们很少恰好遇到解决眼前问题的有效算法。用数学取代简单而古老的思维方式,是不切实际的,无论是1954年还是现在,都是如此。

但是,信息技术的惊人进步意味着,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上,我们正经历历史性的飞跃。1997年,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深蓝计算机(Deep Blue)击败了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现在,商业化的国际象棋程序可以让任何人俯首称臣。2011年,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Watson)在游戏节目《危险边缘》中战胜人类冠军肯•詹宁斯和布拉德•鲁特。这是一次难度大大超出以往的计算机挑战,但是沃森的工程师们成功了。今天,想象在一场预测比赛中,超级计算机将超级预测家和超级评论员打得落花流水,这不再是异想天开。在那之后,人类预测师仍然存在,但是就像《危险边缘》的人类参与者那样,我们观看他们做预测,仅仅是为了娱乐。

于是我与沃森的首席工程师戴维•费鲁奇(David Ferrucci)进行了交谈。我相信沃森可以当场轻松地回答出关于现在或过去的问题,例如“过去10年哪两位俄罗斯领导人互换了工作?”但是,沃森或者它的数字后代要用多长时间解答诸如“未来10年这两位俄罗斯领导人还会互换工作吗”这样的问题?我对费鲁奇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很好奇。

1965年,博学多才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仅仅再过20年,机器可以从事“人类能够从事的一切工作”的世界就会到来。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盲目乐观的情绪下提出的某一类观点,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耕耘了30年的费鲁奇现在言论更加谨慎的原因之一。 13费鲁奇指出,计算机技术正大步向前。准确识别模式的能力越来越令人瞠目。机器学习,连同方兴未艾的对学习过程起到辅助作用的人机交互技术,预示着更多的根本性进步将会出现。“机器预测技术的发展将表现为指数曲线,而我们现在算是处于曲线的底部。”费鲁奇说道。

但是,“哪两位俄罗斯领导人互换了工作”和“两位俄罗斯领导人还会互换工作吗”这两个问题存在巨大的差异。前者是历史事实,计算机可以查到。后者需要计算机运用丰富的知识来推测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意图、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性格和俄罗斯政治由此引发的变动,然后整合所有信息,形成自己的判断。人类总是在做这样的判断,但这个过程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也就是说,这样的任务难度超级大,所以说,人的大脑不可思议。即使计算机的能力正在飞速提升,超级预测家所做的那种预测对它来说仍然遥不可及。费鲁奇也不能肯定地说,“主观判断”这种事物总有一天会被送进史密森尼博物馆 [1] 作为陈列品。

机器也许越来越擅长“模仿人类的思想”,进而更好地预测人类行为,但是,“模仿、反映思想与产生思想是有区别的”,费鲁奇说。思想这片空间将始终是人类的主观判断的私有领地。

在预测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我们将继续目睹人类的主观判断被逐渐取代,最终让白领们惊慌失措。但我们也将见到越来越多的联合体,例如在“自由式国际象棋”比赛中,人类与计算机组成参赛队伍,人类利用计算机无可争议的力量,偶尔也会盖过它的风头。结果,联合体(有时)能够击败完全由人类或者机器组成的赛队。我们要重新定义人类与机器的二分法,因为加里•卡斯帕罗夫和深蓝计算机的联合体也许比纯人类或纯机器形式更具活力。

费鲁奇认为权威模式将会过时,因为它令许多政策辩论显得如此幼稚可笑:“你用善辩的保罗•克鲁格曼作为例子,我就以不爱辩论的尼尔•弗格森来反驳你;你提到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专栏文章,我则以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的博客驳斥之。”费鲁奇看到了这长长的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线亮光,他认为,过去人们倾听某些仅仅因为其主观判断而知名的专家的建议,今后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见”。人类的思想受到自身心理缺陷的困扰,这个事实只是在过去10~20年才得到广泛认识。“所以,我想做的是让人类专家与计算机相结合,以克服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偏见。” 14

如果费鲁奇是对的(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未来我们必须将基于计算机技术的预测与主观判断结合起来。所以,现在是严肃对待这二者的时候了。



注释

[1]史密森尼博物馆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体系,它所属的16所博物馆中保管着1.4亿多件艺术珍品和珍贵的标本,同时,它也是一个研究中心,从事公共教育、国民服务等各方面的研究。—编者注

第二章 知识的错觉:糟糕的预测与糟糕的决定

当那位皮肤科医生看到病人手背的斑点时,他认为这是皮肤病症状,于是切除掉病人的少量皮肤。而病理科医生确信这是基底细胞癌。病人本人并不惊慌。他是内科医生,知道此类癌症很少扩散。癌变区域被清除,另外,作为预防措施,这位内科医生被安排去见一位大名鼎鼎的专家。

专家发现病人右腋窝处有肿块。肿块有多长时间了?病人不知道。专家说要清除肿块,病人同意,毕竟,这位专家是知名人士。如果他说“清除肿块”,谁会反对?手术的日期也预定好了。

随着麻醉剂作用消失,病人苏醒过来,惊讶地发现自己整个胸部被绷带包裹着。专家来了,说了一番令人不快的话。“我必须告诉你实情,”他开口道,“你的腋窝长满癌组织,我已经尽最大努力清除它们,切掉了你的胸小肌,但也许还是无法挽救你的生命。” 1最后一句话语气平静,专家试着减小这个消息带来的冲击。他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病人时日无多。

“有那么一会儿,世界似乎都已终结。”病人后来写道,“短暂的震惊之后,我躲得远远的,不害臊地哭起来。我不太记得那天剩下的时间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早晨,在头脑清醒之后,“我制订了一个关于如何度过剩余时光的简单计划……编写完计划后,一种古怪的、平静的感觉包围了我,我睡着了。”随后的日子里,探望的人纷至沓来,尽其所能安慰病人。他感到非常尴尬。“不久之后我就明白了,他们比我更加尴尬。”他写道。 2他行将离世,这是事实,但是他必须保持冷静,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哭泣毫无用处。

这个令人悲伤的场景发生在1956年,但那位病人,也就是阿奇•柯克伦(Archie Cochrane),并没有死去。这是一件幸事,他后来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学家。那位专家错了。柯克伦没有患上致命性癌症,甚至完全没有癌症,一名病理科医生在观察柯克伦手术过程中被切除的组织时发现了这一点。就像之前听到“死刑宣判”时一样,“死刑”被撤销的消息传来时,柯克伦又是大吃一惊。“我被告知,那位病理科医生没有报告他的发现,”多年之后他写道,“可我从未质疑过那位外科专家的话。” 3

这就是问题。柯克伦没有质疑那位专家,而专家也不怀疑自己的判断,于是,两人都未考虑过诊断错误的可能性,也都不认为在宣告阿奇•柯克伦的人生将要终结之前等待病理科医生的报告是明智之举。不过我们不应该过于苛刻地评价他们。这是人类本性。我们都是过快下结论,却过慢改变结论。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这样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就会一错再错。这种止步不前的状态可能持续许多年,或者一辈子。它甚至可能存在几个世纪,医学漫长而又辛酸的历史就是写照。

盲人辨色

说到“漫长”,显而易见,疾病侵扰人类的时间有多长,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就有多久远。可是,“辛酸”又做何解?这不是那么明显,即便是熟悉医学史的读者也很少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按照英国内科医生、作家德鲁因•伯齐(Druin Burch)的评论,“多数医学史极其可笑”。“它们详细讲述了人们自认为合理的治病方法,但几乎完全没有论述这些方法是否正确。” 4古埃及医师使用的鸵鸟蛋膏药真的能治愈颅骨骨折吗?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皇家直肠护理师的治疗手段的确让皇室成员的直肠保持健康吗?放血治疗的方法有用吗?从古希腊人到乔治•华盛顿的医生,每个人都发誓放血疗法有助于恢复健康,这是真的吗?历史通常默认这些成功案例,但是,当我们应用现代医学来评判历史上的医疗手段的有效性时,显然,结果令人沮丧:这些手段中的大多数没有效果,甚至还会恶化病情。就在不久前,如果没有医生参与治疗,通常的情形是,病患的状况会有所好转,这是因为自然康复疗法的危险性甚至小于医生的治疗方法。不论时间如何流逝,医疗手段基本上停滞不前。1799年,乔治•华盛顿生病,他那位受人尊敬的专职医生无情地给他放血,让他服用水银,结果导致腹泻,诱发呕吐,还用发烫的杯子贴在老人的皮肤上,烫出一个个血泡。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雅典、尼禄的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巴黎,或者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医生经常同意采用这类骇人听闻的医疗手段。

华盛顿去世了。有人也许认为,这样的后果会令医生怀疑他们的方法,但是,公平地说,华盛顿不治而亡的事实除了证明那样的医疗方法确实无法阻止死神的脚步之外,其他什么也证明不了。有几种可能,一是医生的方法的确有帮助,但还不足以战胜夺走华盛顿生命的病魔,二是完全没有效果,三是它加速了华盛顿的死亡。仅仅观察一个结果,是不可能知道三个结论中的哪一个是正确的。即便进行了大量这样的观察,我们仍然难以甚或完全不可能知晓真相。有太多相关因素,太多可能的解释,太多未知之处。如果医生已经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治疗方法有效(他们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否则就不会使用),他们很可能以积极的心态解读所有的模糊之处,并得出令人愉快的结论:治疗方法是有效果的。要战胜这样的先入之见,需要强有力的证据和比“给病人放血再观其是否好转”式的旁门左道更加严格的试验,但是从未有人付诸实践。

以公元2世纪罗马皇帝的医生盖伦为例。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医生,无人能出其右。盖伦的著作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是无可争议的医学权威资料。“我,只有我,才是揭示医学真理的人。”盖伦写道,一如既往地“谦逊”。但盖伦从未进行过任何与现代试验类似的医疗试验。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试验呢?当人们不清楚真实情况时,试验能帮上忙,可是掌握真理的盖伦不需要试验。而且,盖伦不会受到质疑声的困扰。对智商不及盖伦大师的人来说,不论证据看起来多么模棱两可,每次结果都会证明他的正确。“所有服用这种药物的人在短期内就会康复,而那些服用后没有效果的人,最后都会死去。”他写道,“所以,显然,这药物仅仅对患上不治之症的人失效。” 5

盖伦是一个极端例子,他就是那种在医学史上被反复提及的人物。他们是有着坚定信念的男性(都是男性),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他们相信治疗手段的效果,提出大胆的理论解释疗效的原理,斥责对手为庸医和江湖郎中,以宗教般的热情传播自己的见解。这一类人包括古希腊人、盖伦、瑞士炼金师帕拉萨尔斯(Paracelsus)、德国人塞缪尔•哈内曼(Samuel Hahnemann)和美国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19世纪,美国医学界见证了传统医生和一批非凡人物之间关于一些稀奇古怪的新理论的群体论战。这些理论有汤姆森主义,它断定,多数疾病源于体内寒气过多,还有埃德温•哈特利•普拉特(EdwinHartley Pratt)的生殖孔手术理论,按照一位恶意批评人士略微夸张的评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直肠是生命的焦点,蕴含生命的本质,心脏和大脑的一般功能就是通过直肠实现的。” 6这些新理论,无论是主流的还是边缘部分,几乎全部是错误的,它们所主张的治疗手段毫无用处,甚至是危险的。一些医生非常害怕,但多数人还是照常将其应用于实际业务中。无知和自信常常被认为是医学界的特有形象。在外科医生、历史学家艾瑞•鲁寇(Ira Rutkow)看来,那些狂热地争论各种治疗手段和理论的价值的医生“就像是盲人争辩彩虹的颜色”。 7

治疗这种病态自信心的药很快就在1747年问世。当时一位名唤詹姆斯•林德的英国随船医生将12名患上坏血病的水手分成6组,每一组使用不同的治疗物:醋、苹果汁、硫酸、海水、树皮汁和柑橘类水果。这是绝望之下的试验。坏血病是船员在远距离航海过程中时刻面对的威胁,即使医生们充满自信,也无法掩盖他们的治疗手段徒劳无用的事实。所以,林德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做了6组试验,希望至少有一组能有效。有两名服用柑橘类水果的水手迅速康复。可是,与我们的普遍看法相反的是,这并不是现代试验中会出现的灵感大爆发。“林德的做法貌似现代试验,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理解自己在做什么,”德鲁因•伯齐评价道,“他未能充分挖掘这个试验的意义,以至于他仍然对柠檬和酸橙的特殊功效有所怀疑。” 8此后若干年内,水手们还是不断地染上坏血病,医生们则一直使用无用的药物。

直到20世纪,随机对照试验概念、谨慎评估和统计的力量才被人们所接受。“数值分析法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是如某些人所言,一次浪费时间的别出心裁的简单尝试,还是像其他人所宣称的那样,是医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柳叶刀》杂志于1921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统计学家奥斯丁•布拉德福•希尔(AustinBradford Hill)以断然的口吻回答:是后者。他发表了一份现代医学调查模板。他写道,如果将个人情况完全相同的病人分为两组,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我们就会知道不同治疗手段造成的结果上的差异。听起来似乎简单,但是不可能付诸实践,因为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即便是双胞胎也达不到这个标准,因此该试验会因为试验对象的差异而告失败。解决方案在于统计法:如果参加试验的人员数量足够多,那么将人员随机分配到不同的组,意味着无论他们存在什么样的差异,都可以被抵消。这样我们就可以自信地得出结论:不同治疗手段在观察结果中造成了差异。方案并不完美,在我们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但是它会让聪明人摸摸下巴,认真思考。

今天,这样的效果绝对是显而易见的。随机对照试验现在已是司空见惯。可是在过去它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医学从来就不是科学。诚然,医学偶尔利用科学成果,例如病菌理论和X光;它还会打扮成科学的模样。某些受过教育的、头衔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会开展案例研究,在巍巍学府举办的全拉丁语讲座上报告研究结果。然而,它仍然不是科学。

它是“货物崇拜”型科学。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词是许久之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创造的。“二战”时期美国撤销了远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的空军基地,切断了岛上原住民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联系,“货物崇拜”描述的就是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之前美军飞机运来了令人欣喜的物品。原住民还想要更多。于是,他们“组织起来修建跑道,在跑道两边燃起火堆;还修建供一人坐下的木屋,这个人头上戴着两块木片,做成耳机的样子,一根竹棒像天线一样伸出去,他的角色是指挥者。他们就这样等待着飞机降落”。 9可是,飞机一去不复返。所以,“货物崇拜”型科学空有科学的外衣,却缺乏科学的灵魂。

医学所缺乏的是怀疑精神。“怀疑精神非但不可怕”,费曼评论道,“而且具有非凡价值。” 10正是它,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如果科学家告诉你,他不知道答案,那么他确实一无所知。而当他声称自己对答案有一种直觉时,他其实并不确定。当他对答案非常确定并且对你说,“我打赌,它的原理就是这样的”,他仍然值得怀疑。为了取得进步,我们要认识到无知和怀疑的存在,这是硬道理。因为我们一旦怀疑,就会转向新的方向,开拓新的思路。科学发展的速度不仅仅是观察事物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的试验对象的速度。11

正是由于缺乏怀疑精神和科学的严谨,医学未能进入科学队列,并且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停滞不前。

让医学接受试验

不幸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是医生们突然一拍自己的脑门,恍然大悟,然后用试验来检验他们的观念。随机对照试验的概念被医学界接受的过程极其缓慢,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医生们才第一次尝试严格的对照试验。他们获得了极佳的结果。然而,那些推动医学现代化的医生和科学家仍然经常发现,医疗机构对他们的努力不感兴趣,甚至抱有敌意。“有太多以医疗保健的名义开展的工作缺乏科学依据。”阿奇•柯克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医学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英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即“国民健康服务计划”,“只有极小的兴趣来证明哪些措施行之有效并加以推进”。医生及其所控制的机构不愿意放弃这样的观念:他们的主观判断足以揭示真理。所以,他们一切照旧,因为一直以来医生们就是这样工作的。他们还得到受人尊敬的权威的支持。他们不需要科学依据,真理就在他们手中。柯克伦蔑视这种态度,称之为“上帝心理”。

当医院为治愈心脏病患者而设立心脏康复部门时,柯克伦建议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来判断新部门的医疗水平是否强于以往的治疗手段,后者就是将病人送回家进行观察,让他们卧床休息。医生们退缩了。他们说,显然心脏康复部门更厉害,拒绝给病人最好的治疗是不道德的。但柯克伦不是会让步的人。“二战”期间,他在一处德国人控制的战俘营担任医生,医治被俘虏的战友们。他经常反对战俘营的管理者。有时,他会大声斥责以开枪为乐的德军看守。柯克伦如愿以偿:一些随机选择的病人被送至康复部门,另一些患者回家观察,卧床休息。当试验进行到一半时,柯克伦遇到一组心脏病专家,后者试图阻止试验的进行。他告诉这些人,他已经有初步结果了。柯克伦强调,两种治疗手段效果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它显示出在心脏康复部门的病人治疗效果略优。“他们自恃权威,叫嚷着,‘阿奇,我们始终认为你不讲道德。你必须立即停止试验’。”可是接下来柯克伦说明了他之前是玩了个小把戏。他发布了这样一个结果:在家治疗的效果略微好于在康复部门的效果。“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我感觉非常恶心,因为他们毕竟是我的医学界同人。”

囚犯的心脏疾病得病率高得异乎寻常,这让柯克伦将注意力转向司法系统。可是,在这个系统内,监狱长、法官和英国内政部官员对待试验的立场与那群专家相同。人们不明白的是,对照试验唯一的替代选项就是非控制试验,前者产生真知灼见,后者只会导致错误认知。柯克伦举了个例子。撒切尔政府处理违法青年的办法讲究的是“短期、严厉、震撼”,这就要求在短时间内将违法青年关押在按照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的斯巴达式监狱里。这种方法有效吗?政府不加区分地在整个司法系统中执行这项制度,所以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答案。如果真正落实这项政策,而且犯罪率下降,那也许意味着该政策确实有效,否则,犯罪减少可能有上百条其他原因。如果实施该政策后犯罪率上升,表明该政策无效甚至适得其反,如若不实施,则犯罪率也会因为政策刺激效应之外的原因而上升。政客们自然会有另一套说辞。执政党会说政策有效,反对党认为无效。但是,真正原因无人知晓。政客就像是争论彩虹颜色的盲人。如果政府将其政策付诸“随机对照试验,那么现在我们也许就会知道它的真正价值,我们的思路就能更进一步”,柯克伦评论道。可是,这一切没有发生。政府就是认为它的政策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无知和自信曾经令医学停滞千年,而现在政府的做法就是在酿造同样的毒酒。

柯克伦的沮丧情绪在自传里表露无遗。人们为什么不能明白,直觉完全不足以构成确切结论的基础?这真是“令人困惑”。

然而,一名优秀的医生告知阿奇•柯克伦,他的身体已被癌细胞彻底攻陷,他应该准备后事,此时这位持怀疑论的科学家乖乖地听话了。他没有想,“这只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也许是错误的,所以我要等待病理学医生的报告。不管怎么说,这位外科医生凭什么还没有接到病理学医生的消息就切掉我的肌肉?” 12柯克伦把医生的结论当作事实,准备接受死亡。

如此一来,就有两个“困惑”了。其一,柯克伦提出了一个适度的观点:要得出确切的结论,直觉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如此明显,为什么人们拒绝接受?具体来说,那位专家为什么没有想到,在切掉柯克伦的一块肉之前,先等等病理学医生的报告?其二,困惑事关柯克伦本人。为什么这个人强调不要匆忙下结论的重要性,却急于对自己是否身染致命癌症做出判断?

思考之思考

正常情况下,我们根据一个人的意识所产生的观念、意象、计划和情感来识别他的思想。它还能是什么?如果我问你“为什么买那辆车”,你可能脱口说出几个原因:“省油,外观漂亮,价格合适”。但是,要分享思想,只能通过内省的方式,也就是说,将注意力转向内心,审视心中所想。不过,内省只能抓住大脑复杂运动的一小部分,而且是在你做出决定之后。

为了描述我们如何思考和决策,现代心理学家通常采用双系统模型,该模型将我们的精神世界分为两个系统。第二系统是我们熟悉的思维领域,它由我们选择的所有关注点构成。与之相反,第一系统不为人熟知。这片区域属于无意识感知和认知活动,例如,就在此时,你通过这种活动,将本页的文字转换为富有意义的句子,或者是一手抓住书本,另一手去拿玻璃杯喝水。我们丝毫没有觉察到这种急速过程,但是没有它们,我们就会丧失正常行为能力,变成行尸走肉。

两个系统不是随意划分的。首先启动的是第一系统。它速度快,始终在后台运转。如果有人提问,而你马上知道答案,它就是从第一系统中弹出来的。第二系统负责审视这个答案。它经得起深究吗?有证据支持吗?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努力,所以做决定的标准流程是:第一系统首先得出一个答案,然后第二系统才能介入,审查第一系统的答案。

第二系统是否真的介入?这又是另外一回事。请你试着回答这个问题:“球拍和球共计1.10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球的价格是多少?”如果你像任何其他见过这个著名问题的人一样,你会立刻回答:“10美分。”你未经仔细思考就说出了答案,完全没有经过计算。它就这样从脑海里蹦出来。为此你要感谢第一系统,又迅捷又轻松,完全不用费力。

可是,“10美分”这个答案正确吗?仔细想想这个问题。

你可能想到两件事。其一,需要有意识的思考。认真思考问题需要保持专注,相对于匆匆一瞥得出的仓促判断,你要的是恒定不变的答案。其二,“10美分”不对,感觉正确,其实不然。事实上,如果你静下心再多思考一秒,显然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球拍和球的问题出自一个巧妙的心理测试,即认知反应测试。该测试表明,大多数人,包括聪明绝顶之人,都不太喜欢深入思考。他们看到这个问题,想着“10美分”,不加思考就匆匆写下“10美分”作为最终答案。所以,他们从未发现错误,更不用说找出正确答案(5美分)。这是人类的普遍行为。我们往往凭着强烈的直觉做事。第一系统反映了一个基本的心理逻辑:如果感觉正确,那就是正确的。

在人类大脑还在进化的旧石器时代,做决定时相信直觉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搜集所有证据,然后仔细琢磨,这也许是获得准确答案的最佳方式。但是狩猎采集者情况不同,他们依靠对付狮子的丰富经验来判断在草丛中移动的黑影是否值得担心,如果他们追求最大准确率,可能还没等到把这份基因传给后代,就已经一命呜呼了。所以,快速判断有时至关重要。正如丹尼尔•卡尼曼所言,“第一系统的功能是从不明显的证据直接得出结论”。 13

那么,在茂密的草丛中躲藏的黑影究竟是什么?应该担心吗?你能想起一头狮子从草丛里钻出来扑向某人的情景吗?如果你不难回忆起这样的情景—这不是那种容易忘记的经历,你会认为,狮子的攻击是很常见的。然后,你开始担心了。在这里详细讲述这个过程,你会感觉沉闷乏味,节奏缓慢,而且颇费思量。事实上,整个过程可以由第一系统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干净利落地完成,时间只需十分之几秒。看见阴影,迅速判断!受到惊吓,转身就跑。这是“可得性启发”,第一系统的功能之一,又称“启发法”,发现者为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合作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还有其他在迅速发展的关于判断与选择的科学领域耕耘的研究者。

直觉判断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它对用以作为判断依据的证据质量不敏感。它必须这样。第一系统只能以闪电般的速度得出十分明确的结论,绝不会停下来想想眼前的证据有无缺陷,是否充分,或者别处是否存在更好的证据。它必须将当前能获得的证据视为可靠的、充分的。这些默认的假设对第一系统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卡尼曼给它们起了一个难听的但又异常令人难忘的名字:“见即全”假设(所见即是全部,WhatYou See Is All There Is)。 14

当然,第一系统不能随心所欲地下结论。人脑需要秩序。世界一定是理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应当能够解释我们的所见和所想。通常我们可以做到,因为我们有创造力,健谈,我们拥有大脑来编写故事,为世界注入条理性。

想象一下,你坐在一个研究室的桌子边,扫视一排排照片,然后指向一张铁锹的照片。为什么会选这一张?当然,没有更多的信息,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确实坐在桌子边,手指指向一张铁锹的照片,此时,想说一句“我不知道”,远非你设想的那么容易。我们认为精神正常的人都会用切合实际的、光明正大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如果告诉他人,特别是告诉穿着白袍在实验室工作的神经学家,“我完全不知道原因,就这么做了”,你会感到尴尬。

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在其著名研究中,设计了一个离奇的场景,在该场景中,神志正常的人的确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理由。他的实验对象是裂脑患者,他们的左脑和右脑不能互相交流,因为联系二者的纽带—胼胝体—被切除了很大一部分,传统上这是治疗严重的癫痫的一种手段。这些人极其正常,但由于他们情况特殊,研究者得以直接与其半边大脑交流,而无须与另一边大脑联系。交流方式就是只在左眼或者右眼的视野内展示一张图片。这就像和两个不同的人交谈。在这个场景中,实验对象左眼视野(受右脑控制)内出现的是暴雪的画面,然后,研究人员要求他从一组图片中指出相关的图片。他非常理性地指着铁锹的图片。右眼视野(受左脑控制)内出现的是鸡爪的画面,研究人员问实验对象,为什么他的手指向铁锹的图片。左脑一片茫然。可是实验对象没有说:“我不知道。”取而代之的是,他编造故事作为回答。一名患者说:“噢,很简单,鸡爪与鸡联系在一起,而你需要一把铁锹来清理鸡舍。” 15

这种强迫自己寻找原因的行为在下面的情形中总会出现,如时钟般有规律。每次股票市场闭市,总有记者这样写道:“受……消息的影响,道琼斯指数上涨95点……”通常,经过快速分析就可以看出,被视为市场推动力的消息恰好出现在市场上涨之后。可是,大众连这种最低层次的思考也罕有尝试。很少会出现这么一天,记者写道:“今日市场上涨是某个原因所致,也可能是100个原因共同作用所致,谁也不知道。”相反,就像不知道为什么指着铁锹图片的裂脑患者那样,记者就近取材,编造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

寻找原因的强烈欲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好事。事实上,人类认识现实世界的一切努力都会受到这种欲望的驱使。问题是,我们太急于对未解之谜和不确定的现象(例如“我不知道为什么指着铁锹的图片”)做出确定无疑、过分自信的结论(例如“噢,很简单”),而不是花时间多加思考(例如“这是一种可能解释,还有其他解释”)。

2011年,挪威首都奥斯陆发生一起大规模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人们最初的反应是震惊。这可是奥斯陆,地球上最和平、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互联网和有线新闻关于袭击缘由的推测铺天盖地。一定是宗教极端势力干的。这次汽车炸弹袭击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杀人。那辆汽车就停在首相的办公大楼外。一定是宗教极端分子的。和伦敦、马德里和巴厘岛发生的爆炸事件性质一样。又一起“9•11”恐怖袭击事件。人们纷纷打开谷歌,试图找到支持这些观点的信息。他们成功了:挪威在阿富汗有驻军,这是北约军事任务的一部分;挪威国内存在着贫穷的穆斯林移民组成的社区;一名激进的穆斯林牧师此前一周被指控煽动暴力。接着传来了消息,炸弹袭击之后不久发生了另一桩更令人震惊的罪行。执政党工党管理的一所青年夏令营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数十人死亡。一切迹象都符合人们的推测。这是宗教极端分子发动的连环袭击,毫无疑问。宗教极端分子是本土人士还是“基地”组织成员,尚有待调查,但是,行凶者显然是宗教极端分子。

事实证明,只有一名行凶者。他叫安德斯•布雷维克,不是宗教极端分子。布雷维克的袭击意在批评挪威政府,他认为政府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是出卖国家的行为。布雷维克被捕后,许多人谴责那些匆忙搬出宗教极端恐惧症的家伙。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中一些家伙似乎太急于指责穆斯林这个整体。不过,考虑到当时已知的几点事实,以及之前10年恐怖主义发动的大规模暴行,怀疑宗教极端恐怖分子是罪魁祸首,这是合乎情理的。科学家会称之为“似是而非的假设”。但是,科学家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处理似是而非的假设。

与其他任何人一样,科学家也有直觉。直觉和灵感(指的是感觉某件事是正确的,但无法证明)带来过不计其数的突破性成果。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的互动可能是微妙的、创造性的。可是科学家接受训练后,变得谨慎。他们知道,一个令人满意的假设被装扮成真理后,无论它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也不应完全排斥其他解释。他们还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的初始直觉是错误的。实际上,在科学领域,证明某个假设的最好方式通常是设计一个试验来证伪这个假设,如果该试验无法达到目的,那么这个假设很可能就是正确的。科学家应当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证据能让我确信自己错了?”如果回答不出,则表明他们太相信自己的观点了。

关键在于怀疑。科学家可能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非常确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他们也知道必须将这样的感觉放置一边,代之以怀疑。这种怀疑具有良好的可评估性,用数字表示等级。当科学家通过更出色的研究获得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时,他们的怀疑等级就能下降,虽然绝不会降为零。

科学领域的这种谨慎与人类天性相悖。奥斯陆悲剧发生后大众的推测表明,我们天生倾向于抓住第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然后愉快地搜集支持这个解释的证据,却不会去验证其可靠性。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确认偏见。我们很少会寻找证据来削弱我们第一个解释的可信度,而当那样的证据被强行摆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时,我们就故意提出质疑,找出理由—不论这理由多么牵强附会—贬低它,甚至完全拒绝接受。 16还记得盖伦的极端自信吗,他相信自己的精妙医术能治愈所有接受治疗的病人,除了那些最终死亡的“染上不治之症的患者”。这是绝对的确认偏见:“病人痊愈,表明我的医术高明;病人死亡,什么也说明不了。”

这种方式难以为复杂的世界建立准确的意识模型,但它又极好地满足了大脑对秩序的欲望,因为它提出条理分明的解释,且不留下任何疑点。一切都清晰明了,有始有终,确定不变。“一切迹象都吻合”的事实让我们自信真相已明了。“以严肃态度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这是明智之举。”丹尼尔•卡尼曼评论道,“如果有人宣称非常确定事情的前因后果,你大概能判断出,这个人构思了一个内容完整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不一定正确。” 17

诱惑与转换

当那位杰出的专家割开阿奇•柯克伦的腋窝时,他看见的是似乎长满癌细胞的组织。是这样吗?这么判断是有道理的。病人的腋窝有肿块,手掌上有癌。而且,若干年前柯克伦参与过一项研究,在X光下开展工作,这就是第一位医生催促他去看专家的原因。一切迹象都吻合,这就是癌症,毋庸置疑,也没有必要在病理学家的报告出来之后再切除柯克伦的肌肉并告诉他已染上不治之症。

阿奇•柯克伦的怀疑论护身术失灵了,因为他发现,专家的故事像专家本人一样,具有非常直观的说服力。与此同时,另一个思维过程也可能在发挥作用,它的正式名称是“性状替代”(attributesubstitution),但我称之为“诱惑与转换”(bait and switch):我们在面对难题时,经常偷偷摸摸地用容易的问题替换它。“我应该担心茂密的草丛中的黑影吗?”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没有更多的信息,也许无法回答。于是,我们用更简单的问题取代之:“我可以不费力地回忆起狮子从茂密的草丛中袭击人的情景吗?”这个问题替代了初始问题,如果它的答案是“是”,那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如此。

所以,可得性启发,与卡尼曼总结的其他启发类似,本质上就是“诱惑与转换”式的小花招。而且,正如可得性启发通常是第一系统所为,诱惑与转换也是由它发动。18

当然,我们不会总是被大脑的鬼把戏所蒙蔽。如果有人问到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会说:“我没有受过气象学培训,也没有阅读过任何相关资料。如果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回答你,你会感觉莫名其妙。能够回答你的人是气象学家。因此,我想用‘大多数气象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真实现象吗’这个问题来代替‘气候变化是真实现象吗’。”一位普通人被知名癌症专家告知她患上了致命癌症,她也许会陷入同样的诱惑与转换思维,把医生的话当作事实。

但是,阿奇•柯克伦不是普通人。他是一名优秀的医生。他知道病理学家还未提交报告。他比普通人更了解医生经常太过自信,这种“上帝心理”可能导致他们犯下可怕的错误。但是,柯克伦立刻认同专家做出了正确的结论,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下意识地用“他是那种知道我是否患上癌症的人吗”替换了“我得了癌症吗”。答案是:“当然!他是优秀的癌症专家。他可以用肉眼看出长了癌细胞的肉体。他正是那种知道我是否患上癌症的人。”就这样,柯克伦默认了。

我意识到,当我说人们经常急于做出判断时,任何人的精神世界也不会被这句话所震撼。有社交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可不是废话。我们的确知道应该放慢速度,细细思考,然后才得出确切的结论。而实际情况却是,当我们面对某个问题时,大脑会匆忙弹出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然后我们跳过第二系统宣布:“答案是10美分。”世人皆是如此,即便是阿奇•柯克伦这样的怀疑论者也不能幸免。

我们可以将这种无意识的、几乎完全不费力地思考世界的模式称为“大脑的默认设置”。“默认”意味着我们可以按下开关切换到其他模式。但是我们做不到。不论你是否喜欢第一系统,它总是在运转,嗡嗡作响,在意识的潺潺涓流下涌动,永不停息。

用视角来做比喻更合适。从我们醒来后目光越过鼻尖投向外面世界的那一刻起,光影和声音就会流进脑海,第一系统开始工作。这种视角是主观的,每个人具有独一无二的视角。只有你能从自己的鼻尖看见世界。既然这样,我们就称之为“鼻尖视角”(tip-of-your-noseperspective)吧。

眨眨眼,想一想

鼻尖视角也许并不完美,但你不应该忽视它。

非专业书籍常常将直觉和分析截然分开,形象的说法是“眨眨眼”和“想一想”。这些书籍会选择其中之一作为处理问题的方式。我更倾向于“想一想”,但我认为将二者完全分开也是错误的。我们的选择不是“要么……要么……”,而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融合二者。这个结论不像简单地建议选择其中一种方式那样令人满意,但它也有优点,那就是讲求实际,这一点是研究这两种方式的早期科研人员逐渐体会到的。

当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忙于揭示第一系统的缺陷时,另一位心理学家加里•克莱因则在研究像消防队长这样的专业人士的决策过程,他发现,快速判断的效果可能好到令人称奇。一位队长告诉克莱因,在一次普通的厨房火灾中,他命令下属站在起居室,用水龙带灭火。起初火势消退,随后又卷土重来。队长有些困惑。他还注意到,虽然厨房火势不算凶猛,但起居室却热得出奇。而且,为什么这么安静?能散发这么大热量的火灾发出的噪声应该更大。队长隐约感到不安,他命令所有人撤出这所房子。消防队刚刚撤至街道,起居室的房顶就坍塌了。因为真正的火源来自地下室,而不是厨房。队长怎么知道他们处于可怕的危险中?他告诉克莱因,他有超感官知觉。不过,这是他自己编造的理由,用以掩盖这一事实: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知道。他就是知道。这是直觉判断的标志。

卡尼曼和克莱因对快速判断的结论看起来有所不同,他们本来有可能盘腿坐下,来一场论战。不过,与其他优秀的科学家相似,两人倒是聚在一起解决这个谜团。“我们在多数重要观点上达成共识。”他们在2009年的一篇论文里得出此结论。19

消防队长所具有的这种准确直觉一点儿也不神秘。这就是模式识别。人们可以通过训练或从经验中编辑模式,转换成复杂的细节,大量存放在记忆深处。例如,据估计,国际象棋高手大脑能记下5万~10万步棋。 20如果某事物不符合模式,例如厨房火灾散发的热量超出应有的范围,合格的专家能够立刻感知。但是,每当我们看到有人将圣母玛利亚的图像做在烤面包上或者刻在教堂墙上的模子上时,我们的模式识别能力就会因敏感心理的影响而得出错误的确切结论。此外,在其他许多情况下,鼻尖视角可能产生清晰明了、有说服力却又错误的认知。这些都表明,直觉的失败可能像它的成功一样明显。

直觉产生的是谬论还是真知灼见,取决于你是否生活在一个充满合理提示的世界,这些线索是你无意之中记录下来的,以备未来之需。“举例来说,一栋建筑物将会在火灾中倒塌,一个婴儿不久就会表现出明显的感染症状,这些事件很有可能表现出某些早期迹象。”卡尼曼和克莱因写道,“另一方面,不大可能存在能够用于预测特定股票走势的公开信息,如果存在这样的有效信息,股票价格应该已经反映出来了。所以,与股票经纪人的直觉相比,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经验丰富的消防队长关于房屋稳定性的直觉判断,或者是护士对婴儿的直觉。” 21领悟提示既和机会有关,也需要付出汗水。有时我们轻轻松松就能知晓提示的意义。“孩子不需要太多例子就知道区分狗和猫。”可是,其他时候掌握模式要困难得多,例如,学习5万~10万步棋估计需要1万小时的训练。“没有这些学习机会,合理的直觉只能出现在幸运时刻或者来自魔力,”卡尼曼和克莱因总结道,“不过我们不相信魔力。” 22

然而,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如卡尼曼和克莱因所述,我们常常难以知晓什么时候会出现足够的合理提示,让直觉发挥作用。即使条件明显成熟,谨慎仍然是明智的。“我经常无法理解某部电影,只是知道它感觉不错,似乎更多时候是我的直觉在发挥作用。”挪威国际象棋天才马格努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评论道,他是世界冠军,史上排名最高的选手。“如果我用1小时学习一步棋,那么我通常是在原地踏步,很可能不会有任何收获。一般来说,思考10秒钟,我就知道该怎么做,剩下的时间就是进一步确认。” 23卡尔森重视直觉,他也应该这样,但是他还会花大量时间“进一步确认”,因为他知道有时直觉会让自己下不了台,而有意识的思考可以提高判断水平。

这是非常好的练习。鼻尖视角可以创造奇迹,但也可能造成可怕的扭曲,因此,如果在做重大决定之前有时间思考的话,还是思考一下吧。而且,你还要做好准备接受这一事实:现在看起来明显正确的想法以后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

要反驳那些听上去和占卜饼包裹的滥俗箴言一样值得争议的建议,不是一件容易事。鼻尖视角带来的错觉经常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我们不顾建议,随性而为。佩吉•努南(Peggy Noonan)是《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曾为罗纳德•里根撰写演讲稿,我们来看看她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一天的一次预测。“罗姆尼将获胜。”努南写道。她的结论依据的是参加罗姆尼造势集会的庞大人群。这位候选人“看上去很高兴,很感激”,努南评论道。参加过其中一场竞选活动的人向努南描述“人群的密集和愉悦”。综合以上种种,努南得出了结论,并指出:“选民的摇摆在正常范围内。”嘲笑努南的摇摆论很容易。可是,我们当中谁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仅仅因为感觉某次选举或者其他事件会出现某种突变而错误地确信这种突变就会发生?也许你不会说,“选民的摇摆在正常范围内”,但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24

这就是鼻尖视角的威力。它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数千年来医生从不质疑自己的判断,进而让不计其数的人遭受不必要的苦难。只有当医生承认鼻尖视角不足以判定哪种医疗手段有效果时,社会才会开始向前发展。

21世纪的预测经常像极了19世纪的医学。理论、言论和争论,一个不少。同样也有知名人物,他们自信爆棚,收入不菲。可是,很少有人通过试验或者任何与科学沾边的手段来验证这些预测,所以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其实远不如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多。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糟糕的预测很少像糟糕的药物那样造成明显危害,但是它在不知不觉中引导我们做出糟糕的决定,使我们承受一切恶果,包括损失财产、错过机会、不必要的痛苦,甚至还有战争和死亡。

令人高兴的是,医生现在知道如何医治自己的毛病,药方就是一大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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