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三) 从货币金融视角看两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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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5-07 16: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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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美上周在北京举行的贸易磋商未能签署协议,但双方均表示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并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建立相应工作机制。中国商务部5月9日证实,习近平主席特使、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牵头人刘鹤受美方邀请,将在适当的时候赴美磋商。


上周的磋商是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以来的首次正式对话,美方祭出“漫天要价”的战术,中方也提出了非常强硬的要求,那是双方硬碰硬的谈判交锋。很多分析认为中美的那一轮磋商有“火力试探”味道,结果是一个“平局”。


连金融时报这样的西方主流媒体都认为,美方在上周磋商中提出的一些要求“极端”“非理性”,比如要求中方到2020年前减少2000亿美元对美顺差,放弃针对美国的WTO磋商请求等等。它们相当于要让中国“单方面放下武器以及赔款”,属于“具有破坏性的挑衅”。


《环球时报》社评认为,既然刘鹤将应邀赴美继续两国贸易磋商,那么美方就应该自己挤掉对华要求清单的大量水分,与中国共同寻找真正的最大公约数。两国出面谈判的都是高官,双方团队都挺忙的,一遍一遍放烟幕弹,不是有意思的游戏。


本篇为比较研究的第三篇《从货币金融视角看两次危机》,主要从货币与金融的视角,比较研究两次危机的背景、演变过程、原因以及影响的异同,为研判当前金融经济危机走向和我国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第三篇 两个全球大危机的比较


一、危机爆发之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原因


1

大萧条时期的金本位

金本位限制了货币政策空间,使通货紧缩在主要工业化国蔓延,影响了经济秩序的稳定,抑制了消费、需求和产出的恢复。金本位下,黄金流入国和流出国对货币存量调整的不对称性,使世界货币供给总量下降。1928年,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同一时期,另外两个主要黄金盈余国——德国和法国也实施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德国国家银行对黄金流入进行积极冲销,法兰西银行将外汇储备兑换成黄金储备,使总国际储备量保持不变。黄金持续流入美国、法国和德国,意味着英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黄金的大量流失,使他们也被迫收紧货币政策。这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货币性黄金总存量持续增长,而货币供给急剧下降。


金本位限制了各国的货币政策空间,难以通过货币政策扭转通缩趋势。在中央银行承诺维持金本位的前提下,一旦通货紧缩过程开始,各国中央银行就陷入了竞争性的通货紧缩和对黄金的争夺中,任何单个中央银行进行通货再膨胀的努力都会使黄金立即流出,即使是拥有大量黄金储备的美国也面临这种约束,无法通过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否则将会被解读为放弃金本位并导致黄金外流。

 

在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特殊情况下,金本位会使这种通货紧缩趋势自我强化。一方面,发生危机时,黄金受到追捧,价格上升,而其他商品以黄金标示的价格下降;另一方面,挤兑风潮和银行偿付能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大量货币退出流通,进一步加剧了通货紧缩。


金本位最终导致需求持续萎缩,经济难以复苏。1929—1932年,金本位国家的物价大幅下跌了30%至40%。严重的通缩抑制了总体消费和需求,加剧了经济萧条的程度,没有一个国家在坚持金本位的时候表现出明显的复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可视为相对于金本位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同的货币制度将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与全球性萧条隔离开来,使中国没有受到其他国家通货紧缩的冲击。


2

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牙买加体系

当前的牙买加体系是本次危机(即“2008年金融危机”,下同)前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货币根源,也是全球经济金融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牙买加体系对储备货币发行缺少约束,容易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享有铸币税特权,可以通过发行美元为其经常项目逆差和政府债务赤字(“双赤字”)融资。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导致美国的货币政策总是倾向于过度宽松,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泛滥”,造成全球流动过剩,这必然导致有关国家资产价格膨胀、过度消费、过度借贷,最后引发金融危机。


信用货币缺乏定值基础,美元等主要储备货币币值不稳,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牙买加体系由于缺乏定制基础,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经常大幅波动,这导致全球货币和资金价格信号功能紊乱,增加了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不确定性,冲击市场信心,严重影响国际资本合理有序流动和实体经济活动,也是本次08年金融危机中国际贸易大幅下滑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政策失误引发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放大了国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在此次危机中,美国等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经济政策出现问题,导致国内金融市场动荡,大量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回美国“救火”,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逆转,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最终演变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国际货币体系的“外围国家”,金融体系相对脆弱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过度依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国内问题暴露并被放大,引发实体经济危机。


二、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方面的原因


两次危机都爆发于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和膨胀时期,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不断涌现,市场规模不断扩张,而金融监管和法律相对滞后,使得金融部门风险不断累积。

 

大萧条爆发前,美国金融业快速发展,但金融管理混乱。1921年,银行数目达到顶峰29788家。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信贷公司、投资银行、券商等金融中介机构快速发展,专门的信托投资公司也开始出现。但由于政府“守夜人”的信念和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深入人心,此时的金融监管和相关法律法规严重滞后,直到危机爆发后的1934年才出台第一部《证券法》并成立了证券监管机构。这种立法和监管滞后的状况使银行混业经营盛行,摩根等金融财团用商业银行贷款同时开展商业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信贷机制缺少严格的审核程序,对贷款额度没有合理的限制,对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没有有效管理和约束,众多非银行机构参与信贷。

 

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不足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金融市场决策者与监管当局没能充分评估并消除金融市场不断累积的风险,未能及时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而采取有效的监管行动。一是长期以来,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二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漏洞,导致监管的错位和滞后。三是监管技能和监管手段不足且存在很大的缺陷,宏观审慎管理缺失。



三、危机应对及效果比较


1

危机应对措施


(1)财政政策

大萧条开始前三年,财政政策并没有引起重视,反而受到财政预算平衡思想的影响,美国和法国政府采取了加税和缩减开支措施,抵消了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的作用,使总需求进一步下降。美国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才竭力推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在议会压力下仍然存在摇摆。大萧条时期的主要财政政策手段是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但没有救助金融机构的措施。


与大萧条时期不同,各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性财政政策。在危机中,部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由于融资结构、资产结构等原因,出现了资金短缺等问题,各国政府采取了向问题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或流动性支持)、债务担保、注资等多方面支持措施。

 

(2)货币政策

大萧条时期,主要国家先后放弃金本位,使本国货币贬值,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由于受到金本位制度的束缚,货币政策不但不能化解危机冲击,各国货币供应量不断下降,经济萎缩更加严重。大多数国家在1931年以后开始放弃金本位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较早放弃金本位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国家经济复苏较快。

 

2008年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联合运用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短时间内稳定了金融市场。在利率水平已近零的情况下,为防止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相继宣布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在赋予常规货币政策非常规性职能的同时,还创新了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来促进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恢复。

 

(3)贸易政策

大萧条期间,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缩小到1932年的120亿美元,美国出口总额也从1929年的52亿美元左右缩减到1932年的12亿美元。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占GDP的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1914-1929年,全球贸易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由22%下降到16%,资本流动占比由20%下降至不到8%。


本次危机爆发后,主要国家承诺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有迹象表明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升温。2009年11月召开的首次G20领导人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就做出表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G20多伦多峰会还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制定了具体时间表:承诺在2013年底,不提高投资和贸易壁垒,不设置新壁垒,不设置新的出口限制,不施行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出口刺激措施,并承诺纠正任何此类措施。与大萧条时期相比,由于WTO规则的制约和G20的协调,“显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对较少,保护措施多以“隐性”方式存在。但近段时间,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全球贸易警讯组织(the Global Trade Alert,GTA) 2011年7月28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各国政府对抗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正在弱化,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各国间不断升温。2010年11月以来,463项贸易政策措施被各国采用,其中194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已颁布实施,G20成员国政府出台的占80%。中国的外贸商业利益受到多达91项措施的冲击,金砖四国遭到116例类似措施的影响,德国54例,美国61例。

 

(4)国际协调

大萧条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政治格局动荡,各国政府矛盾尖锐、各自为政。危机爆发后,面临国内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压力的各国政府相继采取货币贬值和贸易保护政策,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陷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1932年7月国际联盟洛桑会议决定1933年6月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讨论货币信贷政策、汇率稳定和贸易等问题。但由于美、英、法三国经济利益冲突,缺乏国际合作愿望和政策行动,三方货币合作失败,此次世界经济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随后,以英国为首的英镑区正式形成,以法国为主的黄金集团国家实施更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他们与美元集团之间的货币战加剧了国际金融局势动荡和国际关系紧张。直到1936年美英两国国内经济逐步恢复,特别是希特勒进军莱茵非军事区恶化了国际局势后,美、英、法才在《三方货币稳定协议》框架下实现了有限的货币合作。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G20领导人峰会以及IMF、世界银行、WTO、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组织的协调下,各国在财政、货币、贸易、危机救助、金融监管等政策上都有比较好的协调。G20峰会在国际协调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具体政策协调体现在:一是全球性的联合降息行动,不仅体现出货币政策的同向性,而且调整时间非常接近,几乎同步实行;二是主要国家和地区央行为挽救金融市场和机构,联手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资金;三是各国央行在货币互换和紧急贷款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间的货币合作有所加强;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通过贷款安排创新、增加救援资金规模等途径实施救援,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五是反对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促进贸易融资发展,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


2

政策效果比较


(1)金融体系

本次危机后金融体系恢复稳定似乎要快于大萧条时期,但多数金融机构仍处在“疗伤”过程中,欧洲债务危机走向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从金融机构来看,由于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政府没有对金融机构实施救助,众多金融机构在大萧条期间倒闭,银行“挤兑”风潮此起彼伏。根据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Eichengreen的统计,1930年1月至1933年3月,美国共有9096家银行机构倒闭,占银行总数的50%。本次危机中,存款保险制度缓解了“挤兑”的恐慌,各国政府首先重点救助问题金融机构,有效遏制了机构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2007年12月至2009年5月美国仅有59家银行机构倒闭,占比仅为0.6%。


从金融市场来看,1929年大萧条爆发,金融市场1936年才见底稳定,历时6年之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只恢复到1929年的一半水平。并且由于政策摇摆不定,1938年金融市场再次下挫,出现“二次探底”。本次金融危机从2007年开始,2009年各主要金融市场就恢复稳定,全球股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升,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股票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全年涨幅分别为18.82%、23.45%和43.89%;德国DAX指数、英国FTSE100指数、法国CAC40指数、日经225指数也分别上涨了23.85%、22.07%、22.32%和19.04%。


但是要清醒地看到,巨额的财政刺激和金融救助措施,使得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债务攀升,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给金融市场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金融市场动荡不时加剧。另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多数金融机构仍处在去杠杆化过程中,抗冲击能力弱。全球金融市场仍然比较脆弱,而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空间和手段已非常有限,若欧债危机失控和发生一些较大意外冲击,不排除金融市场像大萧条时期那样出现“二次探底”。


(2)实体经济

从整体上看,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恢复增长快于大萧条时期,但日本、欧元区、英国出现了“二次衰退”,发达经济体结构性问题突出,经济复苏后劲不足,可能进入较长的低速增长期。一方面,发达国家失业率在危机爆发后不断攀升并长期未得到改善,抑制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的恢复;另一方面,主权债务危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不确定因素也对世界经济稳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尽管各国通过多种手段刺激经济,但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日本、英国和欧元区再次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分化。



四、危机对金融改革影响的比较


1

对国际金融体系和治理改革的影响


(1)国际货币体系

金本位在大萧条期间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大萧条及随后爆发的二战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大国综合实力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取向。二战后确立的新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远超过英国,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体系建立,美元霸权确立。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反思,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下降。由于本次危机后,全球综合实力对比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虽然美元信心受到冲击,但尚没有哪国货币能与美元匹敌,目前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还仅限于讨论,虽然多数国家认为应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要求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呼声也高涨,但美元主导地位短期不会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道路漫长且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2)国际经济治理

二战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产生了三大国际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成为了国际经济治理的三大支柱,由欧美主导。此后成立的G7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认为G7以及IMF等“布雷顿森林组织”已不适应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国际经济治理急需改革。G20领导人峰会应运而生,取代G7在国际经济治理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有所提升,但欧美主导的格局没有改变。


本次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主要涉及治理结构、监督和危机救助职能等方面,以提高其代表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更好实现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宗旨。一是通过了关于份额和治理改革的决议,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了6个百分点的份额,欧洲国家让出两个执董会席位,其中,我国份额排名上升至第三位。二是完善了监督职能,加强了对金融部门和溢出风险的监督。三是提高危机救助能力和贷款工具,创建了灵活信贷额度和预防性信贷额度两项贷款工具,并将新借款安排的规模扩大至近6000亿美元。


在此同时,为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制、重建全球金融体系、防止危机蔓延及重现,各国领导人决定将金融稳定论坛扩员至G20成员国,并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FSB成为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监管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重要国际机构,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倚重和国际公认的推动全球金融标准制定与执行的核心机构。


(3)国际收支调节

大萧条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收支调节主要通过IMF实现。如果会员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来进行调节,但贷款是有条件的,贷款的资金来源是会员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纳的份额,贷款的数量也与份额的大小有联系。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时,经IMF批准还可以进行汇率调整,而不必紧缩或膨胀国内经济。


本次危机前后,以贸易失衡为代表的全球失衡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汇率的浮动和调整难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目前,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G20的“强劲、均衡、可持续增长”框架下研究制定“一揽子参考性指南”,督促各主要国家加快结构调整,恢复经济再平衡。衡量失衡的指标包括衡量内部失衡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指标,以及衡量外部失衡的贸易账户、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指标。上述指标的量化标准通过采用结构法以及时间序列、分组、分位数等统计法测算得出,通过与2013-2015年的预测平均值进行比较,用来甄别存在过度失衡的国家,并就失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深入评估。


2

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两次危机后,货币政策理念均有一定变化。大萧条引发了人们对市场全能观点的反思,诞生了凯恩斯主义,为货币政策成为需求管理的主要工具奠定了理论基础。凯恩斯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大萧条也加快了主要经济体摆脱金本位、通过调控信用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步伐,从而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货币政策。


2008年金融危机对货币政策框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规则性的货币政策以及金融宏观调控框架的反思方面。本次金融危机后,各方面开始意识到基于规则的单一目标(CPI稳定)和单一工具(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框架存在的问题,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目标和手段,在考虑货币信贷总量及CPI变动的同时,有必要更加关注整体价格水平稳定,考虑更为长期、更为广泛的金融稳定和宏观总量风险问题。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框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构建,以弥补现有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的政策管理空白,更好地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从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历史来看,货币政策框架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大萧条后,货币政策更加强调灵活性和相机抉择,更多被赋予追求多元目标的职责,相应也强调运用多元化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开始向透明性和规则性发展,将稳定物价作为单一和明确目标的理念得到强化,货币政策工具也逐步集中到对政策利率的调控上。而本次危机后,各方面认为货币政策应更具弹性,在维护物价稳定的同时,更多关注金融稳定,并通过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等丰富和补充金融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手段。


两次危机后,中央银行的调控工具都得到了丰富。大萧条前的股市泡沫调控中,美联储对抑制股市投机感到力不从心,这促使了新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诞生。《1934年证券交易法》和《1935年银行法》赋予联储两项永久权力:证券交易保证金要求的控制权,以及提高或降低成员银行的准备金要求的权力,可使准备要求在1933年之前的法定水平和两倍于这一水平的区间里变动。


本次危机应对中,各央行创造性地使用了多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及时稳定金融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危机后,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要求在客观上创新了货币政策工具,丰富了调控手段。近年来,一些中央银行已使用一些宏观审慎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并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货币政策的补充,例如对贷款价值比设定上限、评估借款人债务偿还能力、限制贷款集中度以及实施动态拨备等;有关国际组织积极尝试设计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包括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实施更具前瞻性的信贷损失拨备、引入杠杆率、提高金融体系内对手方风险敞口的资本要求以及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高的资本要求,并对国际活跃银行实行新的最低流动性标准等。


3

对金融监管改革的影响


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用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的上升和股市的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但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入第二轮危险期。同样,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则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选的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思想准备。


4

对外汇管制的影响


大萧条时期,为避免黄金流失,包括美国、德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在内的许多国家采取了外汇管制措施,限制本国黄金流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倡各国取消经常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同时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也持负面态度。


本次危机中,跨境资本流动成为危机传播的途径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受到了资本撤离的冲击。在经济率先复苏后,资本流入激增又给新兴市场经济带来严峻挑战,许多国家采取了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措施以应对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高企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以IMF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对资本管制的传统看法也有所改变,认可新兴市场国家通过管制措施管理激增的资本流动,但也指出,在采取资本管制前,各国应优先对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进行调整。



本篇读书笔记小结


比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中货币当局的应对更为妥当和及时。在大萧条初期,各国央行受金本位制的约束,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施空间有限,美联储一度还实施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对于危机救助的不及时,使大萧条经历了经济衰退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前后历时四年。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央行在危机爆发初期就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随着危机的升级,各央行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救助措施,通过向金融体系大量注入流动性、降低基准利率、扩展货币政策空间等措施迅速地稳定了金融市场,推动实体经济逐步复苏。


但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非没有成本。虽然央行理论上具有无限的货币创造能力,但持续的宽松政策无疑将增加未来的通胀风险,损害币值稳定和央行信誉,并导致汇率和资本流动过度波动,造成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货币当局对经济的长期、大规模干预也会改变投资者预期和行为,扭曲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持续大规模释放流动性,也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影响,导致其汇率不稳定,加大其输入性通胀和跨境资本流动波动风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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