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再度访华,这本新书让你全面了解德意志的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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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1-06-07 07: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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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史》

商务印书馆2018年4月出版

精装本,定价88元

ISBN:978-7-100-15765-0


读者对象:

对德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


图书亮点或一句话宣传语

认识德意志崛起之路的最新力作


评论:

该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呈现历史事件,但又不是以通俗史学的方式来书写。作者们都是专业学者,却尽量以让读者感兴趣的方式来编纂,使人们对德国历史感兴趣。这本书同时也有益于中学以上的学生来阅读,不过其深度自然高于一般的教科书。

——安德烈亚斯·吕迪希Andreas Rüdig),杜伊斯堡记者、专业书评家


本书首先覆盖政治史,同时也概述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精神史的相互联系,并在篇首纵览每一时段的总体状况。在个案分析中,本书还使用了较为少见的欧洲比较视野,特别是有关查理五世和三十年战争的篇章。

——海因茨·席林Heinz Schilling),柏林洪堡大学历史学教授

 

编辑推荐

什么是“德意志史”?这片叫作“德意志”的土地何时开始拥有自我意识?它如何崛起为中欧强权?在瑰丽的民族文化与扩张的帝国情怀之间,它又是怎样摇摆纠结的?在战争的废墟中,它如何实现了涅槃重生?数位德国历史学家联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等各方面出发,全面而简洁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并努力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从更为广阔的全球史视野来解读一个民族的成长历程。   

 

内容简介: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德意志是一个无法回避、又极难书写的对象。一方面,它不仅在欧洲中世纪里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在19世纪以来的全球历史演进中以其光彩(科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与窘迫(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的双重形象,成为无数研究者的目标。另一方面,正如本书导言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德意志史”,若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视野去回溯,必然遭遇很多棘手问题,如疆界变动频繁、民族意识淡薄等。正因如此,书写一部“德意志史”,既需要一种敏锐而宏大的世界眼光,又必须借助一种超越19世纪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民族史套路的创新立场。新世纪以来,德国史学界在这一方面的探索不可谓不多,本书是众多成果之一。


本书的叙述内容从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柏林共和国(即联邦共和国)时期的2012年。作者们努力突破民族史框架,站在欧洲史与全球史的角度去讨论德意志史的演进历程。整本著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呈现历史事件,但又不是以通俗史学的方式来书写。作者们都是专业学者,但尽量以让读者感兴趣的方式来编写,使之对德国历史感兴趣。与其他德意志史读本相比,本书的优势明显:它的篇幅不大,言简意赅;以时间为序,书中每一章由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书写,反映了最新研究成果;附有详细的文献指南,为延伸研究提供方便。

  

作者简介:

乌尔夫•迪尔迈尔(Ulf Dirlmeier,1938-2011),德国中世纪史学家,曾任锡根大学教授。


安德烈亚斯•格斯特里希(Andreas Gestrich),德国宗教史学家,曾任维尔茨堡大学、特里尔大学的教授,伦敦的德国历史研究所所长。


乌尔里希•赫尔曼(Ulrich Herrmann),德国历史教育学家,曾任图宾根大学、伯尔尼大学、苏黎世大学、波茨坦大学的教授,《教育学杂志》主编。


恩斯特•欣里希斯(Ernst Hinrichs,1937-2009),德国近代早期史学家,曾任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所长,奥登堡大学教授。


康拉德•H.雅奥施(Konrad H. Jarausch),德国当代史学家,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克里斯托弗•克勒斯曼(Christoph Kleßmann),德国当代史学家,曾任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1993年起任波茨坦大学教授、当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于尔根•罗伊勒克(Jürgen Reulecke),德国城市史学家,曾任锡根大学、吉森大学的教授。


译者简介:

孟钟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德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出版专著:《德国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的发生史》《寻求黄金分割点——联邦德国社会伙伴关系研究》《德国简史》《地图上的德国史》《20世纪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演变研究》;译著:《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非自由主义的失败》《德国天才》。  


葛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国际史、德国当代史、中德关系史。


徐璟玮,上海理工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史。

 

精彩试读:


什么是“德意志史”?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谈的是中世纪至今的“德意志史”。但是,有可能存在一段“德意志”史吗?  


在我们着手撰写有关“德意志史”的读物,让一段“德意志史”具象化之前,看上去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去确证“德意志史”究竟为何物,或者说,“德意志史”可以意味着什么、指向何处?因为讲述一段过去和现在,是以建构讲述对象为前提的。这种建构(重构)存在着无数可能性——一个族群(Volk) 的历史、一个民族(Nation)的历史、一个国家(Staat)的历史;发生在特定疆域上的历史事件;一段文化社会史。它取决于讲述者的立场与视角,即他当时把何物视作“德意志史”。

 

一段“德意志”史有可能是“德意志人”作为族民的一段历史吗?或许不行。因为这种“德意志人”的移居空间、语言空间与文化空间所大致确定的界限,存在时间并未超过百年。“这些”德意志人(或多或少)希望拥有共同归属感,超越政治界限,生活在同外来移民相互隔绝的居住区内,直至海外也是这样。然而也正因如此,一般而言,他们没有共同的过去,也不拥有共同的历史。


的确,自法兰克帝国在查理大帝后分裂,统治权从法兰克人转移到萨克森人以来,法兰克人与莱茵河以东地带“德意志人”之间的分离日益明显——这同样体现在当时人的意识中:人们谈到了“德意志王国”。不过,我们或许还不能说这是一种“德意志”民族意识;同样,疆界明晰可辨的“德意志”国家也并未产生——直到11世纪,这种国家才登上舞台。它更多是一个从波罗的海到西西里岛的“帝国”所拥有的“德意志”组成部分。


这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自15世纪起作为政府形式得以构建起来),到1806年才降下帷幕。当时,弗朗茨二世自行摘掉了帝国皇冠。在这种“帝国”中,“德意志人”既非以国家也非以民族形式加以组织。在这种帝国内,说德语的民众可以拥有政治自主权(例如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尼德兰人与瑞士人)。是的,在这种帝国联合体内,到18世纪,王国(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曾兵戎相见。显然,无论是共同的语言,还是帝国归属感,都未能传递一种共同的“民族”意识,也未能让人们产生“德意志人”这样的自我理解——即便在文化民族的意义上。当时,“德意志人”在“政治”意义上既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国家,因为他们生活在“德意志兰”,而这个“德意志兰”的疆界却未曾被精确描述过;他们在“文化”意义上也不是同一群人,因为他们在信仰上是分裂的,各自以家乡为导向,在大量城市与邦都中以地方或地区的形式加以组织。席勒与歌德以两首闻名于世的《格言诗》(Xenien,第95首和第96首)表达过此类情况:  


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兰?

它在哪里?

我知道那块地方无法被找到。

学术上的德意志兰从何处开始,

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在何处结束。

 

德意志的民族特征

德意志人,你们希望建立你们的民族,

都是徒劳的;

建吧,

你们可以这样做,

为此不再作为自由人。

……

 

在全球化的陷阱中


两德统一后,占据统治地位的最新发展路径是对全球化提出的挑战加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应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模式”取得的相对巨大成功,反而带来了如下问题,即“莱茵资本主义”让必要改革延期,并让这一问题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驻足不前。1973年,石油价格骤然上升,国际货币体系轰然崩溃——此事业已向人们提出了震耳欲聋的警告,让人们明白,今后不再有可能自动实现经济增长。尽管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成功地借助一种混合方式(即把厉行节约、目的明确的增长刺激与汇率限制联系在一起),克服了第一次危机。但是,由于1979年第二次出现石油封锁,造成了基本失业者人数超过200万。唯有赫尔穆特·科尔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他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才又一次激发经济发展好转。最终,两德统一连同它带来的新压力,把德国经济的内在结构缺陷都暴露无遗。


由于人们不断处理全球化带来的部分后果,以至于增强了人们在政治上对下列现象加以理解的难度:世界范围内,商品交易、交流与金融转移支付的快速增加,不过是全球化整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通过高科技的突飞猛进发展,特别是在微电子方面,一些创新型工业领域应运而生。它们再通过对于生产进程的更好控制,又对其他部门产生了影响。新技术性设备的发展,如电视、电脑和手机,进一步打开了交流视野,以至于在流行文化中,这个世界看上去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清除关税壁垒的行动首先出现在欧洲,然后是跨大西洋区域,最后扩展到整个世界。与此同时,最近十年,由于借助集装箱货轮来运送大众货品,运输费用下降,致使商品交易量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快速增长,从而克服了过去商品交易行为的地域依赖性。最后,金融浪潮的国内外管制被不断解除,从而有可能出现对于投资决策和盈利转移的全球规划。由于上述网络化发展,经济总体状况业已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对于这些发展,业已扩大的联邦共和国只是部分做好了准备。数量相当可观的专利表明,本土工程师仍然继续富有创造力——但是,在已经固化的工业结构中,向新生产的转型,却颇为困难。因为在计算机技术行业的新领导性工艺里,它们只扮演了一种次要角色,以至于在汽车行业与“媒体高科技”的层面上,德国人的活动受限。由于用英语进行交流的模式得到强化,所以德国企业只能在严肃转型后,才有可能在国际上幸存下来。尽管德国商人作为成功的出口商,受益于开放的国际市场,但他们只能依靠设计或质量上的突破,才能出售大部分昂贵商品。交通价格的降低,一开始有助于维持本土地域性优势,但从长期来看,德国人必须向外扩展生产基地。最后,紧盯工业的银行业被证明过于保守,以至于无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投机活动中获利。



竞争压力的激增,不仅让那些安于现状的企业获得了新契机,同时也导致许多稳定的公司陷入破产境地。一些成功的大型康采恩基于它们在欧盟内的霸权地位,已经成长为本领域内的全球领导者。如西门子或者戴姆勒-克莱斯勒的大型康采恩在国外雇用许多雇员,它们的大部分盈利也来自德国之外。与此相反,一些完全不同的行业,如休闲电子设备或者相机制造等,都步了纺织业与采矿冶金业的后尘,几乎完全从德国消失,因为这些产品在新工业化国家里的生产成本更低,而且从长期来看,其质量未必糟糕。与此同时,新型的“股东价值”管理目标的设定,导致了一种通过合理化来使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现象,而此举总是以牺牲劳动力为代价。当本土公司能够在工资价格更低的国家中收益,国内工作岗位必定会被削减。毫无疑问,相关工人便把全球化视作一种危险。

有关上述变化的公开讨论,围绕的是德国“失去竞争力”之原因展开的。一些因素首先使经济有可能取得成功,如劳资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但从现在开始,这种关系却被证明是一种障碍。同样,经费不足、面临困境的教育体系,几乎无法保障创新动力。劳动时间逐渐被缩短到每周35小时、休假时间较长以及拥有许多节假日的情况,让德国工人在本质上不如其竞争对象。此外,劳动收入由于增加了额外工资,而让企业背上了沉重负担,以至于德国福利国家的扩展效率不高。其原因在于,尽管福利国家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另一方面却缩短了劳动时间,这使得基于工资开销的商品在根本上被抬高了价格。最后,在传统劳动道德受到侵蚀后,生产率与质量上的优势,完全不能依靠价值转换来得到维持。在许多领域内,德国本土看上去已不再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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