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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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2-05 0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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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成就和政治创新堪称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之一,但对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重新检讨却是必要的。在对革命进行“审判”已经成为时尚的时代,或许我们更应该将这一判断倒过来表述:批判地审视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是必要的,但重新阐释中国革命的成就及其政治创新却更为迫切。

事实上,早在1956年前后,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后,毛泽东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与苏联进行估价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争辩。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分析了斯大林在在肃反扩大化、对德国入侵缺乏警觉、忽视农民福利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认为“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1],“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2]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及其同事们在反思斯大林的错误和中国革命中的教训时,重新回到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群众路线”,探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民主问题。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强调:“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容易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1927-36年间发生在红色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就是这一错误的后果。

除了破坏民主集中制、脱离群众之外,斯大林的另一个错误是将中间势力作为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毛泽东及其同事们在这里的分析实际上是在诉诸人民战争中“人民”这一范畴的政治形成过程。“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中间势力,则应该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他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它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4]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论证说:“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真正的敌人。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5]

关于中间势力的讨论涉及区分两种性质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开始谈到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之前,我们认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根本立场问题。否则,我们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于国际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6]即便在理论上提出了这一问题,中共仍然在区别两类矛盾的问题上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0-70年代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的“扩大化”现象都是清晰的例证。

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成,革命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权力垄断成为基本的政治特征,由此产生了两组矛盾,其中第一组是如何处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与国家立法行政体制之间的关系。正如韦伯所说,在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种政治形态都不可能彻底摆脱官僚制度。无论是巴黎公社的失败,还是19世纪民族国家体系的巩固,都证明国家作为这一时代的支配性政治形式是难以回避的。在这方面,简单地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保留了官僚机器或国家并不具有真正的深刻性。根本问题在于:在国家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强的条件下,作为“群众向导”的革命党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进而使国家成为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趋势的政治形式,即包含着参与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列宁一再强调保持布尔什维克与苏维埃之间的必要区分的重要性,毛泽东也认为“阶级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分别的东西,党只是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7]但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发展为一种独特的党-国合体,“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8]

政党国家化一方面导致中心化的权力集中于政党,另一方面则使得政党与大众的距离日益扩大。伴随政党角色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得到巩固,而马克思预设的这一国家体制的自我否定性却近于消失。如果说政党国家化是人民战争传统逐渐丧失活力的产物,那么,探索克服政党国家化的方式之一,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形式主义地讨论党政分离和党的组织建设,而应该从那个逐渐丧失的传统中探索参与性民主或人民民主的途径。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将文化大革命与社会分工的灵活性联系起来,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将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的等)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产等级关系和对抗性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

“文革”初期,以巴黎公社为楷模的工厂、学校和机关的自治的社会实验(也包括稍后出现的所谓“三代会”即“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之类的群众组织)在各地短暂出现,这是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的尝试,亦即一种超越国家机器的文化-政治实践。由于运动与派系斗争、党-国体制及其权力搏斗纠缠在一道,这一在国家和政党之外激活政治的模式迅速蜕变。60年代晚期以“三结合”的形式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在群众运动与官僚化的国-党体制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这一政治形态包含着公社运动的各种因子,如将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选入各级政府和党的领导机构,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分批、定期地深入乡村和工厂从事社会实践,等等。尽管工人、农民、学生或士兵的代表由于无法适应国-党体制的需求而始终居于权力格局的边缘(作为对这一现象的反弹,60年代末期在一些地区(如武汉)出现了以实现“三结合”为诉求的群众性的“反复旧运动”——所谓“反复旧”即反对革命委员会向旧有的党政官僚体制的回归),但这一在国家的时代对国家进行的创新不能说毫无意义——许多观察者相信:正是由于存在着上述政治实验,相较于苏联共产党支配下的官僚体制,中国“后文革”时代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处理的第二组问题是执政党、社会主义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权从一部分人手中转换到另一部分人手中,而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一问题经常被简化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立,但其核心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即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种脱离经济关系的政治形式,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社会革命基础上的过渡性国家。在解释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制现象时,许多人将共产党和政府的官僚化与经济管理问题联系起来,毛泽东就曾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批评一长制和泰勒制,因此,人们发生了这样的疑问:“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在《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中国共产党人回答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9]

从1956年围绕斯大林错误问题的辩论至今,对于苏联实践的全盘否定逐渐占据了上风,以致我们需要追问:在苏联经济问题上,到底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判断正确,还是那些否定的观点正确?这里只能简要地点出如下几个事实

一,与其他在1917年发展水平相同的经济体相比,苏联的增长速度远远领先。罗伯特·艾伦(RobertC. Allen)利用经济学、人口学和计算机模型重新统计国民总消费,证明1928-70年代苏联在五年计划指导下获得了高速增长。19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主要源自军备竞赛,而不是由于经济体制本身。[10]

二,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除中国之外,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指数均成长迅速,达到其历史发展中的最高增速。

三,十月革命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出现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格局引发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促成了欧美社会福利国家的快速形成。二战之前,欧美国家的社会保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在1.66%以下,战后,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压力,在经历了1948-73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欧美国家用于福利的开支大幅上升:1960年平均占GDP的10.41%,1970年达到14.8%,1980年跃升至20.09%。没有苏东社会主义的压力,欧美社会福利占经济增长的比例是难以如此迅速地上升的。

但是,社会主义体制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持续地发生着变化,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毛泽东用“过渡时期”的概念描述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认为: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的制度,即便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11]1962年,就在中苏论战公开爆发之际,毛泽东提醒全党:“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12]因此,设想一种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无产阶级专政”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但到底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呢?存在着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吗?在回答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失败究竟从何开始这一问题时,关键的问题或许不是时间点的确定,而是如何辨别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经济与政治的逐步分离——何时、如何、以何种形式、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分离。这一分离的实质是探索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实践的转向与终止。这也是估价中国社会主义与苏东社会主义的不同命运和道路的主要视角之一。以改革之前的人民币为例。由于社会主义中国仍然保留并仍然在发展商品经济,故人民币具有货币的性质;但社会主义中国试图在发展公有制经济过程中同时发展商品经济,又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故人民币并不只是商品交换的工具,它与其他票证等所象征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并非纯然的商品交换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是货币又不是货币,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创生。由于经济发展与商品经济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劳动者参与其中的生产过程不能简单描述为出售劳动力的过程,相反,劳动者的劳动付出除了换取生活必需品(劳动力再生产)之外,也包含着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含义。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过程不是与社会政治过程相互脱节的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很低,民族资本极为弱小;在资本和技术匮乏的条件下,工业增长大规模地依赖于大众动员和劳动力投入,人民战争的传统和新中国的政治动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动力。文化大革命从造反开始,但迅速地沿着早期人民战争的逻辑向夺权及权力巩固方向转变;在这一急剧而混乱的转变中,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未能成为中心的问题。1970年代,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也意味着经济构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薄弱环节”。伴随改革的深化,经济逐渐蜕变为一个独立于社会主义政治的领域,劳动者从社会的政治上的主人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的出售者,从而社会主义政治向国-党政治转化,社会主义的理念演化为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相互脱节的、仅仅用于巩固国-党体制的合法性话语。因此,经济与政治的脱节同时也正是政治的蜕变。

如果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克服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这一伟大实践,社会主义的失败就发生在经济再度与政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脱离并主宰其运行的时刻。在经济逻辑凌驾于其他政治和其他生活领域之上时,社会主义政治的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判断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方法之一,就是透过新古典主义(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凯恩斯主义(政府作用)的话语重叠去剖析中国社会经济变迁,观察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及其运行轨迹。


[1]《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2]《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4]同上。

[5]同上。

[6]《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7]毛泽东:《同延安〈新华日报〉记者其光的谈话》(1938年2月2日),《解放》第31期。

[8]毛泽东:《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195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页。

[9]《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0]RobertC. Allen, Farm to Factory: A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viet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03.

[11]《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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