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 | 文学理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上)

文学理论：全球化时代的性（上）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又一次大面积进入中国。如同大半个世纪之前的“五四”时期一样，文化与性关系的争议重新泛起。从语言、历史、宗教、艺术到各种风俗民情，文化是构造共同体的黏合剂。由于文化的存在，一个的众多成员拥有相近的生活模式和观念体系。因此，西方文化的进入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我们的基因会不会被改写?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危险是：这种状况的背后是否隐藏了某种瓦解我们基础的意识形态阴谋?

回溯两个世纪左右的历史，这种提问方式并不奇怪。这一段历史时期，古老的中国积贫积弱，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进入了末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它们依赖船坚炮利强行撬开了紧闭多时的中国大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遗留下巨大的创伤。时至如今，这个伤口还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炎，召唤出令人扼腕的痛苦记忆。因此，许多时候，西方的文化意象带来的不仅是异国情调，不仅是不同的文化交流，而且还常常潜藏了某些或显或隐的敌意。另一方面，这个创伤同时还隐含了奇异的历史辩证法：即我们的在痛苦之中被迫崛起，并且逐渐驶入现代社会的快车道。这种崛起所采用的许多文化策略相当程度上借鉴了西方文化，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必然增添了文化与性争议的复杂程度。事实上，只有逐步分析卷入争议的众多因素，问题的全景才会渐渐明朗起来。

关于文学理论性问题的争议即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展开的。这是文化与性关系争议的一个小小局部。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西方文学批评学派络绎不绝地造访中国。从主体论、存在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所谓的“理论旅行”极一时之盛。许多中国的批评家纷纷表示质疑：怎么能让我们的理论领地成为众多西方批评学派的跑马场?中国的文学理论哪去了?他们用“失语”形容本土文学理论的缺席：哑然无言，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或许必须将这种质疑的时限提前到“五四”时期。西方文学理论的全面冲击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先秦至晚清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积累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人们可以发现一套风格独异的概念术语和理论命题，例如温柔敦厚、思无邪、意象、兴象、文与质、志、道、气、赋、比、兴、风骨、韵味、滋味、象外之象、境、趣、格调、性灵、天籁、形与神、巧与拙、虚与实、情与景、自然天成、兴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草蛇灰线、唱念做打、诗言志、诗缘情、美刺、文以气为主、文以载道，如此等等。然而，20世纪之初大约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套概念术语和理论命题迅速地消失，另一套来自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术语全面地取而代之，不仅主宰文学批评，并且占领了大学——诸如京师大学堂——的文学教育，例如时代、国民性、道德、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思想、风格、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个性、内容、形式、题材、主题、游戏说、劳动说、大众、人民性、党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美学、典型、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作品、现实、文本、叙事、抒情、性、人道主义、人性、美感、真实性、虚构、想象、结构、无意识、文本间性……显而易见，两套概念术语和理论命题的文化根系迥然不同。尽管某些概念术语的语义存在互译的可能，但是，文化根系的改变无疑必须追溯到历史的转型。两种知识之间的转换如此之快，很大程度上暗示了历史转型的剧烈节奏。当然，并非没有人出面维持“国粹”，抵制西方文化的扩张，20年代著名的“学衡派”即是代表。但是，在“五四”时期高涨的启蒙气氛之中，倡扬“国粹”更像是令人生厌的保守主义，他们的主张并没有赢得足够的积极响应。“新儒家”是另一个倡扬“国粹”的学术派别，他们对于文化传统的顽强维护也没有成为主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至六七十年代，抗日战争与阶级之间的大搏斗晋升为头等大事，西方文化被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逐渐销声匿迹，文化与性关系的争议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而仅仅剩下若干表态性的空洞大口号。事实上，具有理论意义的辩论重新出现已经是八九十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当然，八九十年代的重新辩论已经拥有非常不同的时代背景。全球化是时代背景之中最为重要的一幕。“全球化”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是，这种现实迅速地到来了。目前看来，经济领域是促成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市场的开拓与扩张，商品在世界各地的流通，各个国家之间频繁的经贸往来，资本没有祖国——那些货币资本正在全球范围四处游弋，巨大的经济红利驱使人们将全球联结为同一个网络。许多文化内容跟随商品的流通越过国界，进入另一个文化空间，例如麦当劳文化的全球普及，再如汽车的输入同时伴随汽车文化的输入，如此等等。交通工具的发达和完善极大地满足了全球化所需要的条件。远洋轮船、铁路与火车、大型喷气式客机组成的立体交通体系正在覆盖全球的每一块热土。

　　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体系构成了全球化的另一种形式。如果说，海外留学和越境的印刷品——近现代开始的大规模翻译无疑为文化的“越境”提供了必要条件——曾经是传播异域信息的重要渠道，那么，如今的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令人惊异地制造出新型的文化交流方式。异国他乡的文化制作为影像符号，电波和信息之流轻而易举地跨越遥远的空间距离和森严的海关从而移植到另一块土地上。从美国的股市、欧洲足球联赛到中东战争、拉美地震，大众传媒可以在第一时间将新闻事件传遍全球各地。由于前所未有的频繁交流，各之间多元文化的对话、沟通与隔阂、成为全球化的另一种景象。这当然也是八九十年代重新辩论的语境：重新洗牌已经开始，中国文化将扮演什么角色?

　　必须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于全球化这个事实相当陌生。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不断地传颂一个众所周知的口号：文学走向世界。这显然是一个有些缺陷的口号。不言而喻，世界并非哪一个国家独立经营的俱乐部，进入世界并不需要购买特殊的门票。换一句话说，我们始终就在世界之中。然而，长时间的闭关锁国让人觉得，世界是另一块有待熟悉的大陆，我们尚徘徊于世界之外。9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中国开始从各个方面融入全球化图景，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的交往日益密切。这时，毋宁说另一个事实愈来愈多地引起中国文学的关注：在各个众声喧哗的文学对话之中，中国文学什么时候登台表演?一些发言者占据了中心位置，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另一些发言者音量很小，听众寥寥——这甚至并非人口的数量所决定的。许多人喜欢说，越是的就越是世界的，可是，只有为世界贡献独特主题的文学才能真正令人瞩目。如果中国文学将西方文学作为未来的生产配方，如果中国文学仅仅演变为佐证西方文化的某些案例，那么，世界的文化舞台不会为之腾出尽情展现的空间。许多人同时观察到，某些同质文化——例如美国文化正在急速扩张与大面积复制，而且，由于科技与经济的掩护和支援，这种扩张与复制甚至带有侵略性。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会不会甚至在本土陷入萎缩?

　　很大程度上，这即是“失语”之说背后隐含的焦虑。

      考察文学理论与性问题的争议还要与现代性话语联系起来。

　　现代性话语是一个松散的理论体系，为现代社会的诞生和成熟保驾护航。现代性话语发源于西方文化，这个理论体系包含了启蒙主义、工业主义、进步主义、历史目的论等内容，强调普遍性与理性。现代性话语之中，全球/本土、现代/传统是一些褒贬分明的二元对立。“本土”或者“传统”这些概念时常被看作“保守”“落后”的同义语，它们仿佛代表了蒙昧与未开化。现代性意味的是先进、发达、开放和一个标准化的文明社会，这种社会即是全球化网络的组成。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脱域”(disemdeding)(吉登斯18-26)。“脱域”表明脱离一个具体的地点和空间，将某种知识或者规范推广到世界范围，例如货币、交通规则的红绿灯信号，或者各种商品的认证体系。这首先是来自经济领域的追求。无论是重量单位、空间计量单位、各国之间的货币结算还是商品品牌的互认，“脱域”形成的统一标准带来的经济活动效率是现代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条件。

　　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似乎与现代性话语格格不入。漫长的农耕社会拥有自给自足的传统，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以及闭关锁国的意识形态和行政政策都是中国社会远离现代世界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接受现代性话语的基本前提，接受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形式。许多人觉得，“脱域”以及与国际接轨意味一个新型空间的到来。

　　“谁的现代性?”——事实上，如此尖锐的问题很迟才浮现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所谓的现代世界并非一个温情脉脉的所在。相反，这里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充满了支配与被支配、主宰与被主宰的角逐。资本与市场并非以平等为目标，利益最大化的企图背后存在各种意义上的争夺与反抗。较之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市场形式许诺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天真地想象，权力关系以及压迫和剥削从此消失。国家、、企业、行业、阶级、阶层和个人都将作为利益主体形成各种复杂的关系网络。换言之，尽管现代社会具有丰裕的物质财富和令人向往的生活质量，但是，现代性话语并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现代历史没有划定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以使各个国家可以齐头并进。更多的情况是，那些占据优势的利益主体时常把持有利位置，排挤和倾轧相对落后的弱者。全球化的意义上，国家与将作为利益主体产生强大的作用，文化交流也是如此。

　　全球化与现代性话语共同促成了世界范围内众多文化体系的相互交汇。各种跨国的文化盛会接踵而至。然而，人们可以迅速发现，各种文化体系的交流并不平衡。对于中国来说，好莱坞、可口可乐、西装、英语、以及情人节或者圣诞节的输入远远超过了京剧、太极拳、儒家学说与茶文化的输出。即使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英语文化无疑拥有更为强大的势力。正如许多批评家犀利地指出的那样，各种程度的文化殖民观念隐藏在跨国的文化交流之中，西方中心主义时常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幻影。许多时候，文化交流之间的竞争与经济利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例如电影工业。每一块银幕上的悲欢离合无疑是传统的“文化”内容，然而，电影公司、影院或者院线的业绩直接体现于票房和经济收入的账本之上。当文化与经济联袂出演的时候，竞争的激烈程度将会成倍地增加。

　　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各种场合表示出对文化殖民观念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感。尽管如此，二者的清除远非易事。各种文化不平等夹杂于经济活动或者文化交流的游戏规则之中，甚至构成了现代性平台本身。退出各种经济文化的衔接系统，不再接受业已展开的各种现代运作方式，这多半意味着退出现代性平台。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代价。

      那些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早已察觉这些反感以及种种批评。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回应。他的研究认为，未来世界的将是源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根本分歧。①未来的世界必将是多种文化并存的世界。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说，现代性话语带给人们的初步想象是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意味着取长补短，构建一个彼此认同的文化图景，那么，亨廷顿转向了问题的另一面：彼此。军事或者经济的争端之外，文化并非一个团圆与和睦的领域，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作为一个强大的利益单位，文化竞争之中的和国家充当的是守护者乃至捍卫者的角色。所谓的“世界文化”或者“世界文学”仅仅是一个虚幻的称号，这种称号的实际内容往往被某些发达的国家所劫持，成为它们的代言者，推销它们的标准和型号。如果说，军事意义上的殖民与反殖民不得不诉诸飞机大炮，那么，文化意义上的殖民与反殖民往往在文化交流以及学术研究的形式之下展开。因此，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天真地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相反，未来的世界甚至不惜为此开战。不要幼稚地认为，只有经济利益或者军事要塞值得洒下热血，文化亦然。很大程度上，可以将亨廷顿的观点视为现代性话语的另一章。

　　将军事、经济、文化合并到同一个逻辑之上，将国家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所有的问题仿佛已经一清二楚。因此，许多批评家主张，尽快恢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导地位，将文学的阐释权从西方文学理论那里夺回来。文化的大旗必须插在文学理论的城堡之上，大声对“全盘西化”说“不”。当然，与20世纪20年代相似，各种“复古主义”的主张也不断地遭到各方面的冷嘲热讽，“闭目塞听”与“抱残守缺”多半是这些嘲讽的主要内容。相当长的时间里，争论似乎一直在“复古主义”与“全盘西化”之间钟摆式地摇晃。如今回顾起来，大部分争论的理论水平乏善可陈，文化交流之中存在的某些相对复杂的情况一直未曾进入视野，得到深入的辨析。如果试图提高争论的思想质量，我们必须开放视野，正视文化交流之中各种复杂的情况，继而提出相应的理论判断。

      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同现代性话语的中国版标本。“德先生”“赛先生”背后包含的启蒙、理性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性格。然而，尽管科学精神与普遍主义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激烈地传统和大胆引进西方文化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向文化殖民投降。各种史料证明，他们是一批富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对于历史具有自己的判断。这些知识分子将古老中国的衰败很大程度地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因此，抨击传统文化成为他们的锋芒所向。另一方面，他们在相同的意义上引进西方文化。鲁迅自称是“盗火者”，他们力图以西方文化矫正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我曾经多次指出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复杂策略：他们试图以抛弃传统文化的方式认同国家，以援引西方文化资源的方式抵抗西方的文化殖民。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策略之中隐藏的悲愤和孤注一掷的情绪；在我看来，这种情绪背后的拳拳之心来自于他们的历史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远远超出了许多“子曰诗云”的背诵者和几个热衷于为自己学科争取蝇头小利的教授。某些人试图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形容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帮手，这显然是一种理论误判——如果不是有意贬低的话。我曾经指出：

       当然，迄今为止，我们必须充分地意识到历史背景的巨大转换。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策略是否奏效?他们的历史判断是否已经过时?一个世纪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否出现了另一种倾斜?如此等等。这是文学理论与性的争议面对的新问题、新局面和新条件。显而易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是我们崛起的重要原因。晚清之际的历史事实证明，如果亦步亦趋地延续封建帝国古老的文化逻辑，我们的无法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的扩张野心。“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461)，我们的必须拥有生产各种“物质力量”的工业、社会机制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这同时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基本前提；然而，现今的问题已经转移到另一个层面之上：在“物质力量”相对具备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否要重新思考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这种思考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目的：首先，承传我们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在世界文化谱系之中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其次，现代性话语正在遭遇一系列问题和瓶颈，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理念有助于设计各种解决方案。

　　文学理论很大程度地控制了一个的审美和想象力，负责解释文学作品的各种意义。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各种微妙的、动人心魄的或者激情澎湃、热血贲张的审美愉悦可能带来什么?这也是文学理论不懈地关注的话题。相对于西方文学，抒情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源头，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于抒情主体以及主体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情景关系做出了深刻而细腻的考察。“温柔敦厚”与抒情主体的节制或者“以禅喻诗”与抒情主体的顿悟等等都是古代批评家极具特色的美学命题。至于风骨、神韵、形与神或者虚与实均是西方文学理论未曾涉猎的美学范畴。保持以及阐发这种美学范畴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职责，理解这些美学范畴对于体会中国古典文学至关重要；世界文学范围内，这些美学命题或者美学范畴隐含了特殊的价值。如果说，精神分析学之所以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显然是因为“无意识”开拓的主体研究打开了巨大空间，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于抒情主体的研究显示了另一种不同的方向。也许，这个方向展示的空间将在未来开启另一个研究空间。

　　我还想指出的是，文学理论与性问题的历史背景之中存在一个特殊的节点：“”这个概念的浮现与“阶级”这个概念的退隐密切相关。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到抗日战争，“”这个概念始终是凝聚人心和号召、动员的旗帜，“中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必须“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然而，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理论后果开始显现：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阶级”的观念进入中国，成为历史解释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学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阶级”的观念迅速上升为首要的标准，并且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成为衡量一切问题的首要尺度。，文学理论显然是这个战役的一个局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是，苏联文学理论的全面介入。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了解绝大部分是通过苏联的文学理论中转。1954年，苏联派遣毕达柯夫到北京大学举办“文学理论研究班”，，同时，来自英语世界或者来自德国、法国的文学理论体系作为资产阶级的学说遭到了拒绝和排斥。这个研究班的学员日后多半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教学骨干。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出版了许多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多半以季摩菲耶夫——毕达柯夫的老师——的《文学原理》和毕达柯夫的《文艺学引论》为范本。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之中，相当一部分“西方”的文学概念来自苏联，例如文学的阶级性、倾向性、党性、人民性、典型，等等，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涵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苏联理论家的解释。、经济模式还是文化观念、审美想象，苏联的各个方面无不成为中国的范本。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前，阶级联盟拥有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本迪克特·安德森的著名表述——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表现为跨的阶级联合。当时，苏联“老大哥”显然是作为阶级意义上的师长和战友获得了无可置疑的尊重，当然包括文学理论。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毕达柯夫的教诲，从未考虑用“”的名义阻挡那些陌生术语的全面覆盖。

      如何评价阶级学说的引进是另一个事关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现今的事实是，阶级学说不再作为最高的纲领凌驾于一切工作之上。恰恰由于“阶级”这个概念的后撤，“”概念逐渐进入理论的聚光灯圈。当然，从阶级对立到差异，这是性质不同的文化竞争。事实上，后者所包含的内容似乎远比前者更为复杂。

　　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阐释的有效性问题。

通常，文学理论乃是一套阐释文学的知识系统。文学理论利用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分析和概括文学，阐释文学的内涵和功能，从中发现和提炼出各种普适性的命题。因此，评价一种理论的成功与否，知识的有效程度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标准。当“”成为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定语时，知识的有效程度也不得不加入“”的内容：哪一个“”的文学理论?阐释哪一个“”的文学?有效程度如何?

　　抱怨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的许多批评家往往忽略了这个问题。这些批评家的不满之处多半在于，众多理论命题或者概念术语的背后找不到中国的作者。然而，这种状况可能存在不同的原因：或者由于身为中国作者从而遭到了不公平的排挤或者压抑，或者由于中国作者的文学理论丧失了阐释的有效性。如今，，没有哪一个的作者拥有天然的学术优势。一种成功的理论问世，理论的作者可能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荣誉；但是，这种程度无法颠倒——我们不可能仅仅因为作者的族裔而不假思索地接受他的理论。现代知识体系内部业已形成的共识是：无论生物学、物理学、化学还是史料的考订、水流量的测算、鳄鱼习性的描述，一种结论得到接受的理由是严格审定的学术价值，而不是作者的出身。换一句话说，在严格的学术标准面前，作者的出身只有微弱的参考价值。这就是说，本土的文学理论不能免除文学阐释是否有效的检验。

　　当然，这是一个头绪复杂的问题——上述的检验至少可以逻辑地区分为四个项目之间的交叉关系：本土的文学理论与西方的文学理论；本土的文学与西方的文学。我们常常忽略的另一个问题是，异域的理论可能可以阐释本土的现实——自然科学如此，，文学也是如此。生物学、物理学或者数学结论的有效性显然不受国界的限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也突破了不同的文化圈和不同国家的隔阂。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来自美国作者的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文学必定无效，或者中国的文学理论对于日本文学必定无效。必须看到，本土的文学理论与本土文学存在相同的根系，前者对于后者的描述和解读可能相对熨帖、准确；但是，所谓的阐释同时包含了某种评判。

      评判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并非本土文化的必然产物。这种标准毋宁说凝结了美学理想与文学现状之间的张力。没有任何张力的标准仅仅是一种自我循环式的重复。然而，我所说的美学理想拥有不同的来源——除了本土的现实和传统文化，人们还可以发现异域文化的作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异域文化可能某种程度地介入乃至参与本土的历史，提供各种参照系。这个意义上，异域文化某种程度地构成美学理想的组成部分并不奇怪。魏晋时期的佛学曾经介入中国文学，佛学之中的许多范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古典诗学观念，例如“意境”；“五四”时期的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介入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美学理想之中无不存有西方文学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说：

许多文学理论家往往简单地强调，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本土文学格格不入，理论阐释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必须由的血缘作为担保。然而，我想指出的是，这远非事实的全部。

注释：

①参见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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