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管仲的货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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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3-25 10: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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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语 

近期,中美贸易战氛围愈发剑拔弩张。而关于贸易战,中国古人的经验和智慧亦可资借鉴。在大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无疑是一颗明星,其融汇军事、政治、经济的综合战略手段,令人叹为观止。以明在此转载两篇相关短文,邀书友们一起,对名相管仲的战略手段以及中国传统“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了解。


山东 淄博 管仲纪念馆

 


管仲的货币战争

作者:赵丹阳

在列国并峙、征战不休的春秋时代,管仲不仅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令齐国兵强马壮,更以极其出色的“货币战争”内安百姓,外伐诸侯。其常用手段有六,分别叫:山海、反准、借势、缪数、齐措、贵虚。

下面以《管子》及《国语·齐语》中所提到的六个案例详加说明。

一、用“山海”之术加以理财

桓公曾问管仲: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人口税、肉食税,仲父以为如何?

管仲回答说:征收百姓看得见的税赋,会使天下怨声载道。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可收税于无形。

桓公说:什么叫做专营山海资源?

管仲回答说:靠大海资源成王业的国家,要注意征税于盐的政策。

桓公说:什么叫做征税于盐的政策?

管仲回答说: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盐。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齐国的“升”很小,一升只有200毫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这是大概数字。盐一百升为一釜。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可收入五十钱。每升增加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每升增加二钱,一釜可收入二百钱……合而算之,约计每日可得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可获六千万钱。一个百万人的大国,假使征人口税的话,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总数才不过三千万……

征税是一门艺术。而管仲的“山海之术”,恰恰做到了巴蒂斯特·科尔贝说的那样:“一位好的税务官应该把征徼税款当作拔鹅毛,登峰造极的手法是既能揪下最多的鹅毛,又能把鹅的痛苦叫声压得最低。”

二、用“反准”之术加以破敌

在齐桓公霸业初成之际,南方的楚国时有滋扰,齐桓公欲发兵威慑,又恐力战不胜。

管仲献计说:请重金购买楚国的鹿。

于是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收购鹿。

楚王起先疑心大作,认为金钱是国之所需,而禽兽究属无用之物,齐国重虚而轻实,到底所为何来?

受了齐国暗中资助的文人墨客趁机在民间散布消息,说:齐桓公想要建造猎场,而缺少活鹿;想要给后宫佳丽添置皮衣而缺少鹿皮。

接下来,管仲为了表示买鹿之诚,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活鹿,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说罢,及时预付为数不少的定金。

这下子楚王彻底相信,齐国官员重金购鹿不过是为了迎合主上的个人喜好,乃阿谀谄媚之行,别无远志。久而久之,渐渐放松警惕,还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换取齐国的钱币。老百姓迫于政令和财利的诱惑,纷纷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此时,楚国已是鹿价飞涨而粮价暴跌,管仲趁机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当年,楚国靠卖活鹿赚的货币,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和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最后,管仲对齐桓公说:楚国将要不战自乱了。

齐桓公问:为什么?

管仲回答:楚国只拿到了相当于往年五倍的货币,而却失去了实实在在的粮食。现在我们只要闭境绝关,深沟高垒,让他们的货币无所用,我们就赢了一半。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暂时闭关自守。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楚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其后,管仲又以“重金购鹿”的翻版——“齐纨鲁缟”这个外贸阴谋,打败了鲁庄公。并相继制服了楚国、代国,吞并了衡山。

三、用“借势”之术榨取他国之财

齐桓公说:我想西行朝拜天子而贺献费用不足,解决这个问题有办法么?

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在阴里筑城,要求有三层城墙,九道城门。利用此项工程使玉匠雕制石壁,一尺的定价为一万钱,八寸的定为八千,七寸的定为七千,石珪值四千,石瑗值五百。石壁如数完成后,管仲就西行朝见周天子说: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室,请发布命令,要求天下诸侯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室的,都必须带上彤弓和石壁。不带彤弓石壁者不准入朝。周天子答应下来并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天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到齐国来购买石壁。齐国的石壁由此流通于天下,天下的财物归于齐国。所以,齐国八年没有征收赋税,就是这个阴里之谋的作用。

阴里之谋能够成功,在于周天子的配合,也得益于先前齐国“尊王攘夷”的举措。韩非子将这种行为称作“臣窃君力”,故又称“借势”之术。与此相同的,还有“青茅”之谋。

四、用“缪数”之计套取巨贾

齐桓公说:峥丘那次战役,许多百姓都借债负息,以此来满足国家的急需,交上国家的摊派。我想恢复他们的生产,这应当如何解决?

管仲回答说:只有实行“缪数”才可以。

齐桓公于是命令各州说:要表彰那些放债的人家,把他们的大门一律粉刷,把他们的里门一律加高……

那些放债的询问:我们为什么得此厚礼呢?

回说:君令这样讲——寡人曾遇峥丘战役,听说你们借债给贫民,使我的贫民春能种,夏能耘,从而及时供给国家需要,这是你们的功绩。所以给你们厚礼……放债的人家感动得都毁掉了债券和借债文书,献出他们的积蓄,拿出他们的财物,接济贫病百姓。

 “缪数”通过让官家给商人巨贾以“蜗角虚名”,来促使他们体恤百姓的手段,分散了巨贾们积累的资财,也让齐国因此大大丰足起来。

五、用“齐措”之术加以救灾

齐桓公说:齐国西部发生水灾而人民饥荒,齐国东部五谷丰足而粮价低廉。想用东部的粮价低廉来补助西部的粮价昂贵,有办法么?

管仲回答说:现在西部的粮价每釜百钱,每枢就是二十钱。东部的粮食每釜十钱,每枢只是二钱。请下令向每一口人征税三十钱,并要用粮食来缴纳。这样,齐国西部每人出粮三斗就可以完成,齐国东部则要拿出三釜。那么,一釜仅卖十钱的齐东粮食就全都进入国家粮仓了。西部的百姓也就可以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国家贷予陈粮,无种者国家贷予新粮。这样,东西两地得以相互补助,远近各方也就得到调节了。

六、用“贵虚”之术刺激消费

管仲认为,想要成为金融霸主,还必须动用“贵虚”之术。让他国的生产者“贱有实,敬无用”。

所谓“贱有实”,就是在敌国面前装出一副“轻贱有用之物的架势”,所谓“敬无用”,就是让我国的上流人物假装对“无用而淫巧之物”加以重视,促使敌国加以跟风。

他在《侈靡》一章中进一步论述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亦即是说,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假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至沓来,加速进货,争当代理。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

 

连环画 管仲拜相




管子论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危害 

作者:张文木

【作者按:文章谈了齐相管子关于金融资本对国家安全危害性的认识。管子重视实体经济,并将其作为助齐强大的认识论基础。今天看来,“重农抑商”政策就是反对脱实向虚政策的古代表述,这不但是正确的政策选择,更是血写的经验。】



       经济过度金融化是造成国家和地区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罗马时期,金融活动和宗教活动都被管制得很严,年青时读这段时不理解,认为罗马专制。但随着年纪增大,阅历多了才有理解,那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战国时期为什么那么破碎,就是金融过度扩张,走在实体经济前面了,加上周王朝后期的分封导致地方力量增强,为金融势力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吕不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如放在美国就是今天的华尔街大佬,用手中掌握着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纵各国君王并从各国的冲突中得到巨额回报。齐相管子对金融资本的危害性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说:

【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管子·轻重甲篇》,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64页。)

       这样,吕不韦等金融大佬的地位是与战国分裂程度呈正比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君权的众分,金权才会享有万乘之尊。管子在与齐桓公对话时说得明白: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之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管子·轻重甲篇》,黎祥凤:《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25~1426页。)

       这段引文的核心意思是君王不能依赖那些与君王争利的“万金之贾”,而要直接控制国家金融和财富,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人,“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为了消除这种“中一国而二君王”的政治困局,秦王赢政向吕不韦不惜痛下杀手,随后果断采取了国家统一货币并配之与“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度量衡政策,其目的就是将金融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并由此彻底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由于中国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并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这些政策保证了秦以后的中国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



本文编辑:东树

美术编辑: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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