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国2000年前的经济学家,用货币战争灭了两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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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7-07 04: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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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木然,来源:smr669


春秋时期,东方有个国家叫齐(现为山东半个省,位于胶东半岛地区),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该国虽然经历了10代人的打拼,但直到第11世孙齐桓公在位时,依然还只是偏居海滨一隅的小国。

此时诸侯列国的竞争愈演愈烈,齐国要么主动创新图强,要么等着被兼并。创新有可能是送死,不创新肯定是等死!

面对时局变化,齐桓公决定改革!

老板的决心有了,CEO在哪里?

齐桓公本来任命一直辅佐自己的鲍叔为相,但是鲍叔却向他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当齐桓公听到那个被推荐者的名字时,勃然大怒道:“我恨不得吃了他的肉,扒了他的皮!”

原来管仲曾经为了护主,射了他一箭。但是创新不拒贤,个人私仇怎能妨碍国家前程。而且管仲在应聘时只说了三句话,就打动了齐桓公:

1、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2、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3、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

所谓:举世滔滔,唯知己渺渺。管仲越说越投机,句句正中下怀。于是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国,并告示百官:“国家大政,先禀仲父;有所裁决,任凭仲父。”

管仲的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厉害就厉害在:在他眼里,普通百姓都是“人”,免不了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同样,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强调道德,也不迷信强权,一心务实。他改革的本质是将人性的弱点变成劳动的动力:集大家之私,成社会之公。

管仲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成为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说管仲是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绝对不为过,这里先插两个小故事: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货币战争”的高手。


第一个故事是齐桓公灭掉楚国。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齐桓公就派人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后开心的说:“鹿,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赶快让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于是楚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动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这时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国因此却误了农时,而这时管仲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管仲发动的另一个货币战争故事就是“衡山之谋

当时衡山国盛产兵器,天下无双。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购运粮食,当时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的其它国家百姓都运粮卖给齐国。然后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而这时齐国又忽然对衡开始举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但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型技术,否则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现在这一点对我们仍然有很大启示!

再说说管仲为齐国富强做出的一些其它贡献:

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战”,即:对内发展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对外扩大贸易,用贸易来制衡战争。让各国发动战争的代价大于终止贸易的代价!

十分重视工商业,“无市,则民乏矣”。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却将“工商”与“士农”并排。

同时,管仲又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此外,管仲还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使林木和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在提高积极性方面,管仲甚至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以提高人民自觉抓紧农时的积极性。

水木然点评: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非常对立,但他们都推崇管仲,核心的一点就在于,管仲认为善和恶不是绝对的,但私和贪却是永在的,自私和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人性的了解。

这跟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早了对方近两千三百多年。

管仲是第一个强调国家贸易的人。他大开国门欢迎各国商人,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他还在齐国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在这种自由贸易方针的鼓舞下,齐国首都临淄繁荣至极:“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而当时国际上最宏达、富贵的雅典人口不到5万。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还有一项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罕见。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指出: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

每当年岁低迷,人民没有本业可作时,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这同2000多年后的凯恩斯经济学又如出一辙。

但是,管仲过于强调商业,甚至忽视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繁华的都城临淄就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认为是性产业化的鼻祖。

管仲的改革使齐国从远离中原的小国崛起成为东方大国,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然而,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自此以后,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武力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以商止战”的策略也正式失败,他用贸易来制衡战争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列国争霸只适合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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