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评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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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1-30 09: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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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下文简称《东南亚的贸易时代》)是一部极具历史学家雄心的东南亚史著作。它尝试实践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school)身体力行的整体史(historie totale)理念,重新书写1517世纪东南亚的整体历史。作者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1939生,下文简称瑞德)是国际知名的东南亚历史学家。他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不仅致力探究东南亚整体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而且专注亚齐( Aceh)、南苏拉威西(South Sulawesi)、沙巴(Sabah)等地的地方史及二十世纪印度尼西亚史;研究的著述亦相当丰富,至今已推出英文专著6部,主编、合编论文集13种。在众多研究著述中,影响最大的首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是瑞德潜心数十年研究东南亚历史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季风吹拂下的土地》(TheLands below the Winds)、第二卷《扩张与危机》(Expansionand Crisis),分别在1988年、199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两卷本面世后,迅速成为西方东南亚近世(early modern)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不仅引发学者们广泛的讨论,更先后被迻译成印尼文、日文、泰文、中文。201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译本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小安、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屯分校历史学系教授孙来臣和瑞德的高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塔娜三位东南亚史专家通力合作、前后历时六年的心血结晶。笔者不揣浅陋,依照习读中文译本的心得体会,参考学者们的意见,拟就全书的内容、史料、方法与理念略作评介,以就教方家同好。



尝试从整体上把握东南亚的历史脉络、书写东南亚的整体历史并非瑞德的创见。早在1944年,法国学者乔治·赛代斯(Georges Coedès,1886-1969)的《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LesE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便开始将东南亚视作整体,对1511年前东南亚的社会文化、政治组织进行总体性研究。1955年英国学者D·G·E·霍尔(Daniel George Edward Hall,1891-1979)的《东南亚史》(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1964年美国学者约翰•F•卡迪(John Frank Cady, 1901-)的《东南亚历史发展》(Southeast Asia: Its HistoricalDevelopment)步武其后,都力图重新建构史前至现代数千年东南亚整体历史。但与他们依循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路径,聚焦政治进程、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不同,瑞德服膺年鉴学派提倡的综合研究整体的“人”的历史的学术宗旨,“集中关注那些最能影响一般平民百姓生活的特征与变迁”(第一卷序文,第3页)。《东南亚的贸易时代》更是借镜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Méditerranéen à l'Epoque de Philippe )、《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Civilisation matérielle,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树立的写作典范,从长时段(longue durée)、中时段、短时段三层历史时间及其对应的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onctures)与事件(événements)三重历史叙述方式重构贸易时代东南亚的整体历史。正如作者在第一卷《季风吹拂下的土地》序文中所宣称的,“本卷致力于探讨贸易时代东南亚地理、物质和社会的结构性概况,第二卷探讨上述背景下所发生的、年鉴学派所说的中时段运动(conjonctures)与短时段事件(événements)。”(第3页)

 

第一卷《季风吹拂下的土地》,总共五章。第一章《导论:风下之地》,从“作为自然地理单元的东南亚”、“作为人文单元的东南亚”两部分阐明东南亚的整体性与贸易时代的重要性。瑞德指出,东南亚拥有共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水与森林是最能够影响东南亚自然环境的两种因素。东南亚诸族群对共同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彼此间广泛的海上交往与文化借鉴更赋予东南亚共同的社会文化特质。他觉得,正是根本性的社会文化特质“使得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与其毗邻的泱泱大国(中国和印度)不同的特征”(第11页)。贸易时代是指从1517世纪,它是东南亚海上交往与文化借鉴最活跃、最紧密的时期。瑞德在本章末尾明确界定出东南亚的地理范围,“东南亚是一个水路交通联结在一起的海上地区”(第12页)。他心目中贸易时代的东南亚并不包括大陆东南亚北部的山地民族地区、新几内亚和越南。

 

第二章,“自然福祉”。本章依次从“人口”、“农业模式”、“土地使用权”、“农具”、“饮食与食品供应”、“食肉圣事”、“水与酒”、“日常饮食与节日盛宴”、“槟榔与烟草”、“健康长寿的东南亚人?”、“卫生”、“医药”、“传染病与地方病”等节探测贸易时代东南亚的人口结构。人口结构中最重要、也最困难问题是人口数值问题。瑞德在第一节首先依据最早可以稽考数字的地方档案和欧洲游客的调查记录估算出17世纪东南亚6个国家地区的人口数量;将之与18世纪、19世纪初东南亚现代人口激增前夕这些国家地区的人口数量相权,估定1800年前东南亚人口的增长率为每年0.2%。然后他又根据19世纪东南亚各地的人口估计与普查资料估算出1800年东南亚各地的人口数量,再结合年0.2%增长率的基准值逆推,测算出1600年东南亚各地的人口数量,并计算出当时东南亚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人。量化的人口数值表明,较低的人口密度和缓慢的人口增长率构成1718世纪东南亚人口最显著的特征。这与1920世纪东南亚人口的高速增长大相径庭。瑞德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主要是宗教与战争,1920 世纪东南亚宗教信仰的变化刺激人口高速增长,而1718世纪东南亚频繁的人口掠夺与战争引发的社会动荡则导致人口增长缓慢。他慎重得出两点结论。第一,1718世纪东南亚的人口密度总体偏低,但在他们主要聚集的水稻密集种植区和海上贸易城市人口众多、密度惊人。第二,其时的人口增长并非如人口推测模式显示的呈平稳发展但缓慢增加的态势,而是伴随社会稳定程度上下波动。社会动荡肯定会造成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人口减少,但形势稳定后,东南亚人口会在外来移民和自然增长的推动下快速增长。

 

实际上,在瑞德看来,1718世纪东南亚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增长资源,如早婚习俗、充足食物与健康体质。东南亚人的食物供应与饮食结构成为他接下来的研究重点。瑞德在第二节“农业模式”至第九节“槟榔与烟草”中逐次勾画1618世纪东南亚稻米的生产与出口,山地森林的开垦,农具的使用,鱼、盐、调料、水果、糖、肉类、饮用水、酒、槟榔、烟草的供应与饮食习俗。在他的生花妙笔下,贸易时代东南亚人享有充足的食物来源与相对合理的饮食结构的图景跃然纸上。而在第十节“健康长寿的东南亚人?”中,瑞德在多层征引1619世纪欧洲到访者对东南亚人健康状况的主观印象和计量分析1720世纪东南亚人平均身高、平均年龄的数值趋势后确信,贸易时代东南亚人比欧洲人更健康。他巧妙地解释道:“如果我们把东南亚人的饮食、医药和卫生状况与同时代欧洲人相比较,那么,贸易时代的东南亚人所拥有的相对良好的健康体质便不会让我们大惊小怪。”(第59页)最后三节“卫生”、“医药”、“传染病与地方病”便展开论述贸易时代对东南亚人口增长相当有利的医药和卫生医疗状况。综合来看,东南亚贸易时代的人口结构既立基于其优越的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又受制于当时的社会习俗与政治态势。

 

第三章“物质文化”,主要讲述贸易时代东南亚人在房屋建筑、身体装饰及手工业三方面创造的物质文化。房屋建筑是最能体现东南亚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影响的物质文化。第一节“轻巧的房屋,高贵的寺庙”、第二节“家具与照明”两节以东南亚的房屋建筑为中心,深入探讨其特性(民居的临时性与简易性、宗教建筑与王室建筑的坚固性)、样式(高脚屋)、材料(木材、茅草、棕榈、砖石、瓷瓦)、陈设(桌、椅、席、床、餐具、纺织品装饰)与照明(油灯、油源)。瑞德强调,东南亚民居的临时性与简易性是影响东南亚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它是东南亚人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建构社会文化的产物,但在贸易时代遭受商业贸易、城市发展、宗教革命的冲击与回应。与房屋建筑的简易不同,东南亚人对身体装饰极度关注。第三节“美丽身体”、第四节“发型”、第五节“服饰”诸节细腻描画东南亚人在体饰(凿齿和染齿、耳饰、纹身)、发型、服饰(服装、珠宝)等身体文化上的诸种习俗、基本模式与贸易时代的转变。瑞德或明或暗地指出,东南亚人在身体文化的诸种习俗、基本模式都同东南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本土精灵信仰密不可分,其转变则是贸易时代城市发展和宗教革命的结果。

 

东南亚人重视服饰,他们的服装与珠宝又是如何生产、制作的呢?随后的第六“纺织品生产与贸易”、第七“金银制品”两节详细描述东南亚纺织品与金银的生产、贸易、制作与使用(包括棉花的种植、加工与出口,树皮布与麻布,丝绸,纺织技术,马鲁古布的出口,印度古吉拉特布的进口,黄金的生产与贸易,白银的进口与使用,金银工匠,金银线,金银器等)。它也将我们的目光带入东南亚灿烂的手工艺文化中。第八节“手工业专门化”专节讨论东南亚手工业专门化的问题。瑞德对东南亚手工业专门化的基本看法是,“繁忙的海上与河上贸易刺激了生产的专业化发展,也带来了所有陶瓷业和金属器皿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第116页)。他的根据之一是东南亚手工业中心的分布:陶器、石器、石灰提炼、金属提炼等专业化村庄大多坐落在原材料产地附近,制衣、皮革与造船中心位于非稻作区,但“只有贸易时代的大城市才是制造业的重要中心”。瑞德还注意到,尽管城市手工工匠们专业技能高度发达,可他们“却没有发展成为资本雄厚的大规模制造商”。究其原因,他以为,主要是“独立的工匠资本缺乏安全感”(第117页)。其根源可追溯到东南亚工匠与雇主的雇佣关系形同奴隶与主人的社会关系、工匠劳动被视为向国王或官僚商人缴纳贡赋的社会制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生活在废弃的旧都、脱离宫廷纳贡关系的工匠们能够自由地为市场生产。瑞德在最后的第九节“陶瓷制品”、第十节“五金工艺:通往权力大门的钥匙”具体而微地考察东南亚贸易时代的陶瓷业(包括东南亚陶器的制作,中国瓷器的进口,1418世纪泰国、越南陶瓷的崛起)与五金业(包括五金工艺与权力之关系,铁、铜、锡、铅矿的开采与冶炼,铁器、铜器的进口与制作),清晰勾勒出东南亚贸易时代手工业的发展同自然资源的开发、水路贸易的刺激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贸易时代东南亚的手工业发展一方面得益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与水路贸易的刺激,另一方面又束缚于当时社会制度。东南亚的社会制度也成为下一章的研究主题。

 

第四章“社会组织”,主要阐述贸易时代东南亚两种重要的社会制度:“依附人(patron-client relations)”制度与自主的女性地位。战争是东南亚“依附人”的重要来源,也是“依附人”制度在政治结构中的重要体现。瑞德在第一节“战争”中抓住战争主题,细致勾画东南亚战争的基本面貌(战争目的、战争形态、战略战术、战斗观念、武器技术)及贸易时代新武器技术带来的冲击,展示出“尽管军事技术发生了变化,社会和环境的因素对东南亚战争行为的影响仍然长远持久”(第139页)。他所说的“社会因素”相当程度上指的正是“依附人”制度。而在第二节“劳动力动员:奴隶和强迫劳动”中,瑞德进一步论述“依附人”的来源、“依附人”与奴隶的异同、工匠等“依附人”与国家劳动力动员,并从理论上对“依附人”制度同封建制度、奴隶制度进行比较。他认为,东南亚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性受三个决定性因素的影响,“第一,稀有资源是劳动力而不是土地,这样控制人力资源就成为衡量权力和地位的重要标准。……第二,人口买卖都是以货币形式来体现的。……第三,因为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法律和财产保护,所以恩主和依附人都需要对方的保护和支持”(第146147页)。这三个因素造就了一个以债务为基础的东南亚依附制度。封建制度、奴隶制度这两种欧洲制度的核心“都在于政府和教廷都承认的那种法律契约”,而东南亚的“依附人”制度则“更注重人情味和货币化”(第153页)。既然如此,东南亚社会的法律又是怎样的呢?第三节“司法和法律”便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瑞德从大量的法律现象中梳理出东南亚法律的基本模式,如法律源流纷杂(成文法与习惯法、国家司法与地方司法并存)、审判过程迅速直接、审判观念接受神判、判罚方式主要施以罚款等。他还特别注意观察贸易时代东南亚法律模式之外的伊斯兰法律传入后的实施程度,及法律制度在东南亚的实施效果。结果都显示,贸易时代东南亚法律制度的实施情况因时因地而异,相当程度上系于当时当地统治者的人格权威。这都再次印证他对“依附人”制度的理解。如果说“依附人”制度构成东南亚社会最具特色的社会关系,那么女性比较独立自主且占据重要经济地位则是东南亚社会共同的家庭模式。后五节“两性关系”、“婚姻”、“童婚?”、“生育和生育力”、“女性的作用”即分别从婚礼习俗、财产继承、两性关系、离婚传统、结婚年龄、生育控制、劳动分工、女性执政等多种层次论述东南亚女性比较独立自主的地位。

 

第五章“节庆和娱乐”,叙说贸易时代东南亚人的娱乐活动与教育文化。贸易时代东南亚人在娱乐活动上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对该时期的东南亚人来说,参加节庆、仪式和宴席是和生产劳动一样重要的社会责任”(第192页)。第一节“剧场国家”,瑞德借用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经典著作《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中发明的“剧场国家”概念,吸收其仪式-象征展示政治文化体系的洞见,图文并茂地描绘王室庆典的游行仪式、宗教节日、王室仪式及其在17世纪的转变。与学者们大多只从统治者的角度解释王室庆典不同,他还从民众参与者的角度一一举例阐释王室庆典的诸种社会功能,“参与显示国家威严和社会等级的活动,参与诸如贸易和朝贡之类的经济活动,参与娱乐活动”(第200页)。在东南亚王室庆典的娱乐活动中,动物决斗占据特殊地位。第二节“决斗和竞赛”便围绕着动物决斗,生动讲述爪哇、亚齐、暹罗和缅甸宫廷的大象、水牛、老虎等兽斗,人兽斗,人斗,斗鸡,赛龙舟的场景及其政治社会、宗教文化意义。东南亚人的娱乐活动并不只是参与王室庆典,他们的民间娱乐亦相当丰富。瑞德在第三节“民间娱乐”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东南亚各种各样的成人赌博、儿童游戏与体育运动(斗鸡、斗鸟、斗石栗果、放风筝、打陀螺、骰子、打牌、跳棋、象棋、藤球)。第四节“戏剧、舞蹈和音乐”则仔细描绘东南亚娱乐活动中的各种舞蹈(暹罗“洛坤”、泰国拉巴姆舞)、戏剧(爪哇皮影戏、傩戏、越南叭剧、泰国坤戏、木偶戏)、音乐(民歌、民乐、“锣”)的表演形式、历史源流并分析其社会文化内涵。

 

第五节“读写能力的普及?”评估贸易时代东南亚人的读写能力,开始转入探讨东南亚的教育文化。瑞德在仔细甄别两组矛盾的史料:欧洲第一代来访者的记录与20世纪殖民时期的普查资料后认为,由于16世纪的东南亚的书面文字易学、书写材料易得、书写用途广泛加上女性的独立地位,东南亚人的读写能力相当普及,直到后来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读写能力开始下降。第六节“书写材料”详细介绍东南亚同读写能力密切相关的书写材料:贝叶、兽皮、越南纸、爪哇纸、暹罗纸的制作与书写,以及中国纸、欧洲纸的进口使用。最后一节“口头与书面文学”则将重点放在口头文学(吟诗、对歌)与新兴的书面文学(文学语言、文学创作)上。东南亚口头文学传统悠久,尤以对歌为代表。但东南亚的书面文学则大多只能追溯到1617世纪,它是贸易时代宗教革命、城市国家刺激的结果。在本卷最后一段,瑞德道出全卷的主旨,“贸易时代的风下之地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上至文化教育、民间信仰和司法制度,下至衣着款式和建筑风格。……本书已经试图表明,无论就其起点还是变化的方向而言,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各地都不尽相同”(第257页)。

 

第二卷“扩张与危机”,正文亦分为五章。第一章“贸易时代:14001650”,“用经济数据来说明和界定贸易时代”(第2页)。香料是东南亚特有的重要商品,香料贸易更是东南亚步入贸易时代的主要推力。瑞德在第一节“香料和胡椒”中细致追溯丁香、肉豆蔻、胡椒等香料在东南亚的种植、传播与贸易历史,并对贸易时代东南亚香料的生产总量、出口地区及数量进行总括性的数据估计。更具体的贸易出口地区的变动及贸易商品数量的估算,贸易总体趋势、交换形式的分析,则是第二节“1400年前后贸易的起飞”、第三节“1570年至1630年贸易的繁荣”的重点。瑞德描绘的贸易时代东南亚贸易的总体趋势是,1400年前后因中华帝国对南洋贸易政策的突然改变和欧洲对香料需求的急剧增加,“贸易突然起飞,在15世纪则呈间歇性增长,很可能在该世纪末叶增长幅度达到最大。1500年,该贸易急剧衰落。但在1530年势头好转。此后又开始增长”。1570年左右,随着发生迈向“近代化”的日本加入东南亚贸易网络及欧洲、爪哇、穆斯林等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增长速度加快,最后在16001630年达到高峰”。直到“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获全胜”。其交换形式是:“东南亚从印度进口棉布,从美洲和日本进口白银,从中国进口铜钱、丝绸、瓷器及其他制成品,而东南亚的输出品则包括胡椒、香料、香木、树脂、虫胶、玳瑁、珍珠、鹿皮以及从越南和柬埔寨出口的蔗糖”(第25页)。第四“金银进口”、第五“印度棉布的进口”、第六“经济作物”三节即围绕贸易交换形式,更详细地描述东南亚贸易时代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印度棉布的进口及东南亚经济作物的种植与贸易。

 

东南亚贸易主要经由海路进行,海上交通的拓展与航运业的进步也构成贸易时代的主要内容。第七节“东南亚帆船驰骋海疆的辉煌岁月”、第八节“航海”、第九节“商船的组织形式”以海上交通与航运业为中心,一一考察贸易时代东南亚帆船(帆船类型、制作工艺及其与中国帆船的渊源、欧洲船舶的优劣)、航海技术(航海指南针、航海图)、商船组织(纪律规矩、船员配备、女性船员、船员报酬、货舱分配、贸易形式、贸易规模)。经过深入考察,瑞德对荷兰学者范·勒尔(J. C. van Leur)“小商贩式的小规模贸易”经典模式提出修正。他认为,范·勒尔描绘的“每位商人仅仅携带‘几匹丝绸和几袋胡椒’,这总体上低估了亚洲贸易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实际经营的主要生活用品的庞大数目。……然而,另一方面,范·勒尔却正确地强调指出了亚洲商人队伍的庞大数目”(第58页)。东南亚的贸易路线除海上贸易外,还包括内陆贸易。瑞德在最后一节“内陆交通——河流与道路”中对东南亚内陆贸易的交换模式、问题困难、通航水道、运输方式、道路修筑、陆路商道皆有详尽的描述。最后,他总结道:“因此我们可以说,海上贸易造就了贸易时代,陆路贸易也因此而繁荣发达。”(第69页)

 

第二章,“城市与贸易”。瑞德开宗明义,“贸易时代是一个城市持续发展的时期”(第70页),尤其表现在滨海港口城市的兴盛与商业贸易的繁荣。前三节主要围绕贸易时代东南亚的城市展开。第一节“港口与贸易”概述亚洲海域稳定的季风如何造就东南亚港口城市的兴盛。第二节“城市规模”通过大量搜集文献史料、结合考古材料估算1617世纪东南亚城市的人口总量、人口密度,得出贸易时代东南亚得益于优越地理环境的高度城市化的结论。第三节“东南亚的城市结构”深入贸易时代东南亚各国的主要城市,描述它们在城市布局、城市位置、城市交通、建筑风格、城市概念的异同,阐释贸易时代东南亚在自然环境、政治秩序、社会文化的影响与贸易发展、人口流动、人为灾害交汇下的城市结构。

 

第四至第八节则集中讨论贸易时代东南亚的商业贸易。第四节“市场”重点考察东南亚进行商业贸易的主要场所——市场——的层级(国际贸易的大型市场、皇室控制的专卖市场、乡村贸易的本地市场)及其特点(货物价格以讨价还价的形式在大型市场上敲定、本地乡村贸易掌握在妇女手中)。第五节“货币铸造和商业化—白银的胜利”讲述东南亚进行商业贸易的重要媒介——货币(包括铜钱、锡币、贝币、铅币、金币、银币)——的铸造、流通以及白银战胜各种货币的历史。第六节“信贷制度”探讨贸易时代东南亚商业贸易的重要组成——信贷制度(包括借贷利率、高利贷、贷款、信用文书)。综合上述三节分析,瑞德感觉,“东南亚人当然属于那种积累了大量资本并投资海上贸易的城市商人。他们的人数和他们乐意为这样的贸易进行投资的金额在贸易时代都迅速增长,但出口所得却不像所预期的那样增长得那么快。其原因并不在于缺乏贸易技巧或货币。……所以,应该从别处寻找限制东南亚本地商人阶层发展的原因”(第125页)。第七节“奥朗卡亚(orangkaya)——商界精英”关注的正是贸易时代东南亚商业贸易的主体——本地商人阶层。瑞德首先从语义学上解释“奥朗卡亚(orangkaya)”的内外涵义,然后枚举精彩案例析明“奥朗卡亚(orangkaya)”的三种类型(外商、被同化为官商的外国人或外国人后代、本地贵族)。无论是词语本身,还是案例说明,东南亚的本地商人阶层“奥朗卡亚(orangkaya)”同政治权力关系之密切,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瑞德甚至觉得,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在东南亚,正因为商业上的成功可以转化为权力,所以要区分出一个强大的中产或‘资产’阶级十分困难”(第137页)。但他还是在贸易时代的东南亚找到全身投身贸易、拥有自己资金、富有商业精神的群体。第八节“商业少数族群和民族性”便是从这样的两个群体:妇女和二船主(kiwi)开始。瑞德发现,这种商业精神其实有些因族群而异,在东南亚步入贸易时代的过程中又演变成民族性。17世纪,东南亚本地的商业少数族群逐渐融入中国人和最具代表性的马来人之中。在全面阐述贸易时代东南亚的城市和商业之后,瑞德在最后一节“城市生活和资本主义”中尝试回答更宏大的经济制度问题。他指出,贸易时代东南亚的城市化与商业化虽然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它缺少当时欧洲主要城市建立的不受个人关系影响、分享和保护资金的“资本主义”制度。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君主专制的国家政制。尽管国际贸易带来的市场力量和城市化带来的民族、宗教冲突,“足以挑战独断专行的国王们,但很难将它们自己的权力制度化”(第145页)。宗教革命和君主专制也成为接下来两章的研究主题。

 

第三章“宗教革命”,主要考察贸易时代外来的“经文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上座部佛教)在东南亚的传播。第一节“东南亚的宗教”概述东南亚本地的宗教信仰:崇拜精灵与祖先,重视祭祀、巫术与葬礼。第二节“改宗还是依从”简要描述16世纪前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经文宗教”在东南亚的初步传播(包括传教策略、改宗形式)。从描述的情形看,16世纪前改奉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东南亚人没有完全放弃原来的本土宗教信仰。第三节“15401600:两极对立和宗教界线”即重点讲述15401600年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东南亚的深入传播与逐渐对立的过程。与伊斯兰教在欧洲人带来基督教之前早已深入东南亚的传统观点不同,瑞德郑重指出,直到16世纪“大量东南亚城乡两地的人口才非常明确地‘改信’伊斯兰教。……这种明确的认同主要有两个原因:东南亚和红海地区直接而频繁的贸易联系,以及伊斯兰世界与其敌人日益加深的对立”(第159页)。“敌人”主要是指16世纪在东南亚进行军事、贸易与传教活动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的扩张一方面帮助基督教进入东南亚;另一方面也使得受害的东南亚穆斯林商人团结一致,在东南亚诸海港建立宗教信仰与商业行为合一的城市国家。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深入传播,某种程度上是同基督教竞争的结果。到16世纪末,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世界的界限在东南亚越来越分明;而到17世纪中叶,因为东南亚的冲突不再是鼓动圣战的天主教同伊斯兰教之间,而是宗教态度中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盟友同寻求自由贸易制度的势力之间,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明显界限变得模糊。它也标志着“最剧烈的改宗阶段已经结束”(第166页)。

 

那么,1617世纪的东南亚人缘何会改宗“经文宗教”呢?瑞德在第四节“改宗动机”中归纳出七种动机:可携带性、和财富的关系、军事胜利、文字、熟记经文、治病、可以预测的道德世界。不过,他们尚需要面对价值观念迥然不同的宗教体系适应东南亚社会的重重困难。第五节“艰难转折”便选取了三种最有冲突性的困难:性道德、死亡和精灵、权力和王位举例分析。第六节“爪哇的特例”则关注16、17世纪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的特定地域:爪哇。瑞德相信,爪哇发展最为完善的印度化宫廷文化与民间信仰使得在爪哇传播的伊斯兰教变成“宗教合成”。但不可否认,“在17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的教义要求对东南亚人公共行为的影响达到顶峰”(第200页)。第七节“伊斯兰教经文影响的高峰”从国王行为(麦加朝圣、祷告、伊斯兰节日)、法律审判、宗教仪式(礼拜、斋戒)三方面详述伊斯兰经文如何深刻影响东南亚人的公共行为。贸易时代“经文宗教”不仅深入海岛东南亚,而且传入大陆东南亚。瑞德在最后两节“穆斯林对大陆东南亚的挑战”、“佛教与国家”中便分别观察伊斯兰教、上座部佛教在大陆东南亚的传播、挑战与竞争。贸易时代“经文宗教”在海岛东南亚和大陆东南亚的传播都共同昭示,“在各地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商业化和人口流动为宗教的‘合理性’提供了条件,增强了普世性的道德准则对人们的吸引力,而这些道德准则又因为其经文形式和永久奖励和惩罚的制度而得到了加强。为了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正在巩固其统治的国家政权就开始奉信一个国际性的正统宗教”(第222页)。对贸易时代东南亚的关注很自然转向其国家制度。

 

第四章“专制国家的弊病”,主要探究贸易时代东南亚的国家制度模式。前三节着重梳理1314世纪、15世纪、1617世纪三个时期东南亚国家模式的发展演变。第一节“古典国家的危机”回顾1314世纪东南亚以寺庙建筑为中心的印度教——佛教古典国家陷入内外交困、日渐衰落的历史。第二节“15世纪的港口国家”描绘15世纪东南亚以海外贸易为主的政体:阿瑜陀耶、马六甲、文莱、马尼拉、柬埔寨等的兴起过程。“漫长的16世纪期间的国家形成”勾画16世纪勃固、阿拉干、老挝、越南、北大年、亚齐、万丹、望加锡、占碑、巨港、马辰等相继崛起的历程。贸易时代东南亚涌现出如此多的国家,其背后肯定存在某种“那些促使强国崛起的关键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问题”(第236页)。瑞德在接下来的三节全面讨论这一议题。他在第四节“贸易收入”中指明,商业贸易税收特别是海外贸易税收,是贸易时代东南亚国家纷纷兴起的动力。它也使得各国君主日益卷入商业贸易,染指商业贸易。商业贸易带来的不仅是可观的税收收入,还包括先进的军事技术。第五节“军事革命”对贸易时代东南亚君主们引进、制造、使用火器与战船有生动的描画。它甚至影响贸易时代东南亚诸国的外交理念。第六节“外交”通过大量列举贸易时代东南国家与中国、印度、欧洲及其内部各国的交往事例,道明东南亚君主如何运用异域的外交方式(如中国的“朝贡体系”、欧洲的外交礼节)与本土外交礼仪(如重视国书、王室婚姻)提高自身地位、发展贸易。贸易时代东南亚商业贸易发展对国家制度模式的影响如此巨大,也改变着东南亚君主对贸易的态度。第七节“贸易垄断”揭明态度转变的过程:15世纪至17世纪初某些东南亚君主出于削弱对手或因为自身力量薄弱,允许港口自由贸易;但到17世纪中叶,东南亚国王因受到欧洲势力的压迫或自身太过强大,大肆实行贸易垄断。

 

显而易见,君主专制成为贸易时代东南亚国家制度发展的新方向。瑞德在最后一节“专制主义及其敌人”中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他指出,“这种专制主义所面对的不是封建主义,更不是立宪主义,而是那些还没有纳入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独立家族、部落和商人。……但是贸易时代国家建立的直接背景是,一方面地方自治更加强化,另一方面外国富商成分更加多元。……因此,在专制主义的辞藻与自治、多样化与契约性之间永远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第276页)。贸易时代早期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是政治联盟或贵族政体。到17世纪,追求高度集权的君主开始依靠商业贸易带来的财政收入与军事技术,借助外国援助与模式,通过削弱贵族权力、聚敛个人财富、建立官僚机构和法律系统等手段,加强君主专制。可这种君主专制因为自身缺乏制度和理论制衡,很容易演化成专制主义的弊病:个人独裁。外来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思想亦不能制约专制权力。此后尽管东南亚本土的多元机制催生出新的统治模式,如女王统治,但因为政治格局与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趋于崩溃。环顾贸易时代的东南亚,“它没能建立任何一种令人满意的制度模式:即征服应该如何能够变得既强大又有法制,既有中央集权又能维持宪法体制”(第291292页)。

 

第五章“东南亚贫困的起源”,尝试寻找17世纪东南亚贸易时代晚期贫困的根源。瑞德首先从经济制度层面展开反思。他在第一节“经济增长的内部制约?”中旁征博引1718世纪欧洲观察者的看法:统治者的贪婪遏制中产阶级的发展。瑞德承认这些观察反映的是实情,但郑重指出它们都是在宫廷已经基本击败市场这样的时间和地点做出的。他重申本卷第二章第七节中提出的看法,“东南亚与欧亚大陆其他大部分地区之间的一个最明显的差别是权力和贸易的密不可分”(第295296页)。而权力和贸易的密不可分或者说经济与政治权力要素之间的经常互动,对贸易时代的东南亚而言并非只是弱点,有时反倒可能是优势。因此,是经济、军事和政治因素合力的结果在17世纪决定性地将东南亚推离国际贸易的轨道。瑞德接着在第二节“与欧洲人决定性的军事冲突”中重点描述1617世纪东南亚大部分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被葡萄牙人、荷兰东印度公司摧毁、占领的惨痛战争。不过,瑞德也不同意将贸易时代东南亚城市和海洋传统的崩溃简单归结于欧洲人的崛起。在他看来,欧洲人卷入的只是东南亚自身势力之间的角逐。无论是在东南亚自身势力的角逐还是自身贸易的倒退中,欧洲人都仅起到间接作用。东南亚自身贸易的倒退尤其表现在两股最富活力的商业势力:勃固的孟族人和爪哇岛北部沿海的爪哇人从国际贸易中完全消失。瑞德在第三节“孟族人和爪哇人航运的衰落”中细致讲述17世纪港口国家勃固、马打兰被联合欧洲人的内陆国家征服,极具海洋传统的孟族人和爪哇人退出海洋航运的历史。经过前三节的仔细分析,17世纪东南亚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变化能够相当合理地解释其从国际贸易中撤退、陷入贫困的原因。但瑞德并没有停留在仅从东南亚自身寻到原因。他注意到,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同时经历16世纪的发展和17世纪的危机。特别是欧洲史学者揭橥的“17世纪危机”理论启发他从贸易衰落、各项金融指标下降的经济角度和全球气温大幅度降低的气候角度思考东南亚的贫困化问题。瑞德在第四节“17世纪的‘危机’”中便分别从这两种角度检视17世纪的东南亚。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因素的总和,包括不景气的全球商业气候、荷兰垄断压力、军事失利和干旱频繁的相对不稳定的气候,导致了东南亚17世纪中叶罕见的严重危机”(第326页)。

 

那么,东南亚又是如何面对这场危机的呢?他们最直接的做法便是主动从国际贸易中抽身出来。瑞德在第五节“从世界经济中撤退”中详细描述东南亚人放弃种植香料等经济作物、改种粮食,放弃进口印度棉布、改穿土布,从世界经济中撤退的情形。这一撤退导致贸易时代兴起的许多港口城市人口减少、重要性下降。东南亚的城市化程度也跌入低谷。但这种主动撤退如何影响东南亚国家国内的经济、政治发展呢?第六节“各国对贸易税收减少的反应”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瑞德不同意将17世纪东南亚国家的从国际贸易中撤退视为孤立于现代世界的自我挫败。他认为,大陆东南亚国家如暹罗、缅甸、越南主动从海洋贸易中撤退,既能够割断贸易与政治的联系,免遭欧洲人的武力威胁;又能够转向依靠日益增长的中国帆船贸易,继续收取贸易税收。虽然随着贸易总量的骤减,大陆东南亚国家普遍贫穷,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也难以为继。以贸易立国的海岛东南亚国家无从选择,由于缺少贸易税收,它们无力统辖内地,国家陷入分裂甚至内战的局面。在东南亚人和东南亚国家从国际贸易中撤退之际,中国对东南亚的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开始重新上升,大量华人也早已进入东南亚的贸易网络甚至移民东南亚。第七节“华人贸易与民族的两极分化”集中讨论17世纪东南亚的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贸易时代是以17世纪下半叶港口城市的穆斯林反抗荷兰东印度公司斗争的失败而告终的。最后一节“伊斯兰贸易的最后一搏,16501688”以这场悲歌作结,宣示“国际贸易、经文宗教与不断扩大的东南亚君权之间的积极互动走到了尽头;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也就随之结束了”(第357页)。

 

最后部分“结论:继承与变迁”,阐释东南亚贸易时代的内涵与意义。瑞德首先定下基调,“贸易时代重新塑造了东南亚,使其成为全球贸易中纵横驰骋的主角。当‘漫长的16世纪’全球贸易蓬勃发展之际,风下之地正好尽享其天时地利”(第326页);并依据贸易指数勾勒东南亚贸易时代的发展轨迹:1400年开始、15701630年巅峰、1629年转折、1680年左右结束。然后概括东南亚贸易时代的发展方向:朝着更加商业化、城市化、中央集权化以及皈依外来“经文宗教”的方向发展;对比欧洲资本主义揭明其发展优劣:在依靠海洋贸易之路上走得更远,但在私人和企业资本的积累和筹措上远远不及,更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凝聚力;道明17世纪危机引起的方向转变:贸易量的绝对削减,贸易、商人、城市化和多元主义重要性的下降,以及宗教和思想领域的变化。他认为,东南亚17世纪危机后的方向直到20世纪中叶的另一场危机时期才发生逆转。20世纪中叶,东南亚在经过剧烈的政治动荡后恢复对本地区主要资源和贸易动脉的控制,进入新一轮快速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国家中央集权化、生活方式与思想变化的时期。东南亚似乎在重踏第一个贸易时代的旧路。因此,东南亚贸易时代的重要意义是,“充分证明,该地区对急剧经济变迁的创造性反应多种多样,社会形式形形色色,政治与思想的可能性也千差万别”(第361页)。


本文原刊于《海洋史研究》第二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原文三部分,此为第一部分,注释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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