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如何核算人生 ——读《人生核算》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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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2-05 06: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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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曾国藩书房名求阙斋解析”为邓木线上语音授课合成;下文《曾国藩如何核算人生》为作者原创。不是同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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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有不算账的,特别是没有不算人生账的。

《人生核算》的作者,从一个时代的宠儿,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用十年的铁窗生涯,终于学会了算人生账。问题是,人为什么非得身陷囹圄才会认真算账?每年数万名官员被查处,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人“前腐后继”?人的一生到底应该怎么过,才是价值最大化的人生?换言之,人到底该如何算人生账?



这是一道老命题。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却又是一个新命题。

所幸的是,几千年来,古人对此进行了足够的思考。可以供我们参考和学习,进而思考自己这一生该怎么活,怎么活出一个风险最小、利益最大的有品位的人生。

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物——曾国藩——如何算他的人生账。


翻开厚厚的历史黄卷,我们会惊人地发现:千古以来,因挽救一个王朝而成大功、享大名最终依然能够善保者,大概仅有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和清代扑灭“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


郭子仪因功被封为“汾阳王”,并与当朝皇帝结为亲家。“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享尽了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人生五福(郭氏在世84年),可谓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最为有福之人。曾氏虽未封王,但那是因清朝从康熙帝之后不准封汉人为王。在白手起家,以一介书生带兵,攻取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完成清政府正规军未完成的重任之后,曾氏被封为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殊荣达到汉族大臣的顶峰。


此前,曾氏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节制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四省——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此后又担任直隶总督,清代八大总督中最有权的两大总督他都当过,可谓权倾天下。曾氏死后,朝廷为之辍朝三月,追封其为太傅、谥号文正,给予了他汉族大臣最高的礼遇(满清一代,仅有三人被谥为文正)。


曾氏不仅自己成为当时“中兴第一名臣”,而且“荐贤满天下”,晚清的封疆大吏如左宗棠、李鸿章、李翰章、彭玉麟、刘铭传等,以及著名科学家、改革家、实业家如郭嵩焘、李善兰、徐寿、容闳等,无一不是其部下、幕僚或是被其推荐者。曾氏的子孙也“代有才人出”。不像其他豪门家族,“君子之泽,三世而斩”。




综观曾氏一生,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在短短一生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达到几近完美的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曾氏虽然后半生军书傍午、戎马倥偬,却留下了一大部内容极其丰富的《曾文正公全书》,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圆满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人生“三不朽”事业的人。


从而成为当时及此后知识分子膜拜的对象。梁启超称曾氏为“全世界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蒋介石奉曾国藩为人生偶像,终生研读《曾文正公全书》,称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毛泽东称自己“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当时贪渎成风的形势下,曾氏却做到了清廉自守。而他的弟弟、战友曾国荃,却因为大发战争财,获得“老饕”的恶名。反差之大,颇为耐人寻味。


曾氏的清廉是自始至终的。他27岁中进士入翰林,10年间连升十级,37岁即官居正二品,而且清朝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他当过除户部外的五个部的侍郎(副部长),发财机会不是没有,用现在的话说,面临的诱惑相当大。


此后,在带兵期间,他集军、政、财税、司法大权于一身,弄钱更是比不弄钱还容易。但曾氏“从三十岁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发誓“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子孙敛集财富。神明作证,决不食言!”


曾氏不只是说说而已。在晚年时,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信中欣慰地说:“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



一个人要做到一生廉洁自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贪婪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修养”的学问,即修正错误的、低级的、短视的思想、行为,养育正确的、高尚的、远见的观念、情怀。


因为这既关系到个人的安危荣辱,也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存亡。曾国藩也是一个凡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的欲望的神仙。


我们细细品味他的《家书》、《日记》等原始资料就知道,在舍与得、名与利、荣与辱、贪与廉等困惑我们的每一个问题面前,曾氏也会仔细地算账。只不过这些账他算对了,算清了,算明白了。曾氏的出污泥而不染,是在多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属于多因一果。择要而言,有如下方面:


——树立高远的目标。


东方思维和西方思维的显著不同之处,就在于东方人非常重视集体意识,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尤其明显。因此,中国人非常崇尚“利他”,认为“利他”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一个“利他”的人,就会受到社会的一体尊敬。


这一点,儒、道、释三家的认识惊人的相似:儒家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无一不是以是否“利他”为评判标准;道家认为“小人则以身殉利,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拇》),亦以是否“利他”为作为圣人和小人的区别;大乘佛教以大慈大悲、普救众生为己任,重视布施等菩萨行,更是认为“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甚至诸子百家亦均以“利他”为共识,如墨家“摩肩接踵而利天下”;法家的韩非子主张“欲富而家,先富而国”,等等。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无不以利益国家、社会、他人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如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林则徐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自励;杜甫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勉等等。曾国藩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自称“以禹墨为体,以老庄为用”,其人生目标自然不是自己的一己之利,而是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念。


这从他在咸丰元年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给新皇帝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批评皇帝一事就可看出。为了国家利益,他甚至不怕背恶名。镇压太平军时,有人因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但他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依然不改初衷,“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


他对精于为自己打算者,常常嗤之以鼻,甚至对于自己才干出众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因其官瘾太大格调不够高,也开玩笑地批评他“拼命做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立志向圣人看齐的人,怎么会去偷鸡摸狗?所以曾氏的清廉,与其志存高远有决定性的关系。



——培养慈悲的情怀。


古代官员称自己为“父母官”,初看似乎有作威作福的意思,其实不然。大概天下的父母没有一个不是慈悲为怀、无私付出的。


如果一个官员真能以民之父母自居,那真是老百姓的福分。我们现在以“公仆”定位,考察来源,应该是始于中华民国,一直沿用至今。初看似乎谦卑,但仆人对于主人的感情和父母对于儿女的感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对于一名官员来说,名称并不是那么绝对的重要。重要的是他对于百姓的情怀。


事实上,一个清廉的人,必然是一个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的人。“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是郑板桥的情怀,郑板桥是清廉的;“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是李纲的情怀,李纲是清廉的;“吾貌虽瘦,必肥天下”是周恩来的情怀,周恩来是清廉的……原因很简单:一个官员的收入总比一个普通百姓多,如果能以百姓疾苦为念,大概每一个官员都会知足常乐。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曾氏就是一个对百姓充满感情的人,在他身上,流淌着“为民请命”的传统可贵血液。在他任刑部左侍郎期间,他直言不讳,向皇帝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反映货币贬值问题、治安问题、司法不公问题等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表现了他对官场丑恶现象嫉恶如仇和对百姓侠骨柔情的一贯情怀。正是因为这种情怀,曾氏没有眼盯着那些通过非正常手段暴富的官员而心理失衡,反而在生活上始终像一个普通百姓一样保持简朴而恬淡自乐。他平时每餐只吃一道菜,故而被幕僚戏称为“一品宰相”(“一品”即一道菜的意思)。



——选定正确的榜样。


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曾氏立志效法前贤,从不屑于蝇营狗苟。他认为:“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


所以他非常注重以古圣贤和当代贤达为榜样,刻意模仿其优点,以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坚定自己的向善信心。他崇拜周公,“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惭愧自己达不到周公的境界;他敬仰孔子,认为“唯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终身学习、实践孔子的忠恕之道;他推崇孟子,对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和激昂刚烈的文风推崇备至;他“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他钦佩张良,对张良“进忠有术,握算无遗”的超人智慧佩服不已;他学习诸葛亮,以其“公忠体国,淡泊明智”自励。


对同时代那些德才兼备、堪为楷模的优秀前辈如张英、刘墉、林则徐等前辈和唐鉴、倭仁等当朝理学名儒,他也是认真地学习其做人处事。这些榜样,为曾氏养成胸怀天下、关心民瘼、注重气节、严于律己等品格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使其在晚清浊恶的官场中得以特立独行。



——具有真正的智慧。


曾国藩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的同事如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才气均在曾氏之上。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但曾氏却是个有真正智慧的人。他不靠聪明吃饭,而且极其反对聪明,反对侥幸,反对赚便宜,认为“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


一个人老老实实才是最大的学问。他说:“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一个人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光靠聪明。所以曾氏一生极其反对耍滑头。


曾氏带兵时有个规矩:每天和全体将领、幕僚共进早餐。李鸿章因为贪睡不想吃早饭,就假装头疼。曾国藩派人把他叫去,吃完饭后,盯着李看了半天,缓缓说了句:“少荃(李鸿章的字),既入我幕,此中无他,但尚一‘诚’字尔!”挥袖而去。李鸿章毛骨悚然,终身再也没有睡过懒觉。


曾国藩喜读《周易》,对其中盈虚消长、盛极必衰的理论有着很深的体会,他常说“天下之理,满则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他忠告弟弟们:“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此阿兄阅历极深之言,望弟记之。”


对钱财、富贵的利弊,他也有着智慧的认识:“古今多少豪杰,于财色二字看不破,身败名裂,破家亡身。思之令人悚然!”“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确是睿智之语。他在遗嘱中写道:“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醉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这种人生哲学,初看吃亏,其实是极高明的智慧。


其实他的这一观点是继承于古人的,如孔子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子认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释迦牟尼认为“富贵荣华,不可常保。”墨子认为“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都是千古不易之言。


——养成过硬的学问。


曾氏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注重实用的学问家。他曾对弟弟们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读书皆为科名起见……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强调要把圣贤书中的道理落实到自己的思想、言行、生活中。


否则,便不会真正受益。读书的目的是修身养性,他对儿子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曾氏自己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愈文集》四书,目的是学习前人的得失兴衰,扩展自己的胸襟见识。


他在晚年多次告诫子弟的“事亲以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等理论,既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读书心得,更是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灵丹妙药。

    


     ——锻炼自制的功夫。 


    “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活在社会中,不可能不面对诱惑和侵蚀。但能在诱惑面前不乱方寸,则需要深厚的自制功夫。曾氏身上的毛病并不少,比如脾气大、爱较真、多傲气,等等。


    但曾氏硬是靠惊人的毅力练就了一身刀枪不入的自制功夫。举个小例子来说,为了去掉自己没有恒心的毛病,曾氏后来选择了每天坚持写日记的方法。这一记就是几十年,从不间断,直到临终。在克服贪欲方面,曾氏更是如临大敌,终身不敢懈怠。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用句现在的话说,就是从不敢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他始终保持勤俭二字,即使到了位极人臣时,身上的一衣一袜也依然都是妻子、女儿亲手缝制的;米饭中没去皮的稻米,他也会嗑掉皮吃掉。


    他坚决不给子孙攒产业,告诉儿子:“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


    他苦口婆心地劝弟弟们:“居家之道,可少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急,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画、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这一观念与林则徐 “儿孙若如我,攒钱做什么?儿孙不如我,攒钱做什么?”的观点完全一致。


曾国藩并不是命运的宠儿。屡战屡败的事业危机、同僚倾轧的官场炎凉、孤苦无助的人生挫折、捉襟见肘的经济困顿,他一样也没有少体味过。但他硬是“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团春意思”,成就了自己几近圆满的人格高峰。


曾国藩毕竟是100多年前的人物,我们已没有可能完全照搬地模仿他。但是,尽管“世事如棋局局新”,却依然有些道理是不变的,比如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这个世界,特别是如何核算人生,我们更得好好学学他。

 

                   

发表于《方圆。廉政》20115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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