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场到市场:三国时期的货币战争
2021-10-05 22:30:04
华夏古泉投稿信箱（3361300945@qq.com）开通以来，受到泉友的热情响应，小编在此致谢了！今天的稿件来自泉友魏镇，稿费稍后会汇入您的账号，请您查收！欢迎大家不吝赐教，踊跃来稿！
来稿请附百字以内作者简介和近照一张，稿件请使用Word文档格式附件发送，注明联系方法，方便我们和您联系。 魏镇，网名长安泉子，九零后，山东临朐人，钱币爱好者，目前硕士研究生在读。曾在《收藏》、《中国钱币》等刊物发表钱币论文。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货币流通混乱,货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初平元年（一九零），董卓破坏通行了几百年的五铢钱制改铸小钱。“初平元年……（董卓）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铢钱，更铸为五铢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廓，不磨鑪。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五十万钱，人相食。,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也随之发生分裂,。三国时期三足鼎立，但这鼎的三足并不是那么均衡，起码就经济而言就有着较大的差距。在全国十三州中，曹魏差不多占九个，东吴占有三州，而蜀汉只有一个益州，经济实力的差距不言而喻，但战火纷飞的年代军费的开支却不能因国弱而减少，因此越是贫瘠的地方财政压力越大。 《三国志·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刘备）及拔成都，…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由这些话我们不难看出，蜀汉为了扩充军费采取了铸行大钱的措施。所谓的大钱就是在面文上铸有当百、当千、直百等字样，例如文中所提的蜀汉货币“直百五铢”就等价于五百枚普通五铢钱，而一枚直百五铢的重量不过为普通五铢钱的三倍。,法定重量为八铢,直径有一寸一分,钱币制作也较为精美。同时,出现较有信誉的地名钱，钱背面有“为”字,指铸钱地点为键为郡,说明当时对铸钱质量的重视。但到蜀汉后期钱币却越铸越小,每枚钱减重至四铢,径七分。最后,每枚钱重竟不到半铢,甚至还出现更为劣质的直百五铢铁钱。这些减重的直百五铢及直百五铢铁钱都是蜀汉经济日趋衰败时的铸币。近年,在四川、云南及长江以南的一些地方都有出土。 1978年四川威远黄荆沟发掘大批窖藏蜀汉货币,据统计,共有1703枚。其中,直百五铢就有435枚,共分六种大小不同的类型,最大直径2.8~2.9厘米,平均重3.2克。这些蜀汉货币数量大、分类多,直百五铢就占其1/4还多,类型也达六种。这说明直百五铢作为蜀汉的主要货币,其流通应持续有一个相当时间,并与其他铸币并行流通。,还铸造了“直百铜钱”,《三国志集解》注：“洪遵《泉志》云，蜀直百钱,建安十九年刘备铸。旧谱云，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史书所云建安十九年刘备铸“直百钱”,是否是指“直百五铢”,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结论 ,但近年出土亦证明有“直百”铜钱的存在。“直百钱”大者径皆在2厘米以内,重约2克,轻小者则不足0.5克,。，导致国内的物价飞涨。，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蜀汉的货币政策也严重影响了与其有大量贸易往来的东吴，直百五铢的发行也就意味着贸易中东吴的钱币贬值三十多倍。东吴自然不愿意成为蜀汉转嫁经济危机的对象，因此作为经济斗争的相应手段，东吴孙权在嘉禾五年（236年）铸行了“大泉五百”。在赤乌元年（238年）又铸行了“大泉当千”。即一枚钱分别顶普通五铢钱五百枚和一千枚。而蜀汉由于铜资源相对匮乏，因此蜀汉的钱币只能在重量上下工夫，将“直百五铢”由最初的8克降到6克，再降到3克、2克，最小的竟轻到0.4克，只有原重的二十分之一。由于钱面太小，以至于“直百五铢”四个字都铸不下。与此同时，蜀汉还铸行了“太平百钱”，后期又铸行“定平一百”，钱文就有一定的强迫意义，“一定要相当于一百枚五铢”，而其重量不过1克左右。 东吴虽不缺铜，而对蜀汉的大量劣币，只能以牙还牙，一边减重，一边提高钱币面值。根据现有的实物资料，东吴居然铸行了“大泉五千”钱，而重量尚不及“大泉当千”。《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界值。设盗铸之科。”孙权年嘉禾五年春下诏铸“大钱”,一当五百,命官吏百姓交送铜料给官府,根据其重量和质量进行收购,即由官方控制铜料。同时又订出惩治私自铸钱的条例。这里一当五百之“大钱”即“大泉五百”。杜佑曰：“孙权嘉禾五年,铸大泉,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赵一清又曰：“ 《泉志》：‘大泉五百钱’。《旧谱》曰：‘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百’ ,此泉径一寸一分,重四铢六黍,今世有之。”由此可见,“大泉五百”初铸时,直径有一寸三分左右,重十二铢。到后来“大泉五百”不足重的现象已非常突出。 虽然东吴严禁私人铸钱,但仍然屡禁不止。民间私铸减轻重量与法定重量不符的恶钱,这些恶钱越铸越小,越铸越薄,致使原本比值就极不合理的大钱的币值愈加低落。本来金属货币的特点就是铸币材料的成色、重量的固定和统一。这样,使用时就可免去权衡而按数计值。然而恶钱泛滥,真伪优劣难辨,使金属货币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在一个时期失去效用。由于符合法重和减重的“大钱”同时出现,流通界就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由于恶钱过多,“大泉五百”由重十二铢减重为四铢甚至更轻。一枚“大泉五百”相当于五铢钱五百枚，名目价值是五铢钱的五百倍,但其重量最重者仅十二铢,而轻小者则不足五铢,比值之不合理,尤为显著。 这些高额虚值货币的疯狂出现，直接导致了物价飞涨，甚至连高级政府官员的妻儿都有饿肚子的危险。清代钱币学家戴熙在《古泉从话》中讲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故事，当时吕蒙打败关羽夺取荆州，赐钱一亿，也不过只抵西汉时四川学者严君平在集市上占卜一天的收入。东吴统治者这才意识到，对外的货币战争对国内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将会有致命的威胁，于是在很短时间内又下令收回高额钱币，“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这一政策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拥护，因此回收的较为彻底，所以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钱币现在已很难见到，从而成为当今钱币收藏界的宠儿。 蜀、吴两国发行虚价大钱,实际上是在实行一种变相的通货膨胀政策,或者说当时已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这种通货膨胀现象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发行虚价大钱,引起恶钱泛滥,从而引发货币流通数量超过市场需求,进而会引起物价上涨,物价的上涨又使统治者继续铸行名目价值更大的大钱,从而又引起恶钱的进一步泛滥,往而复之。东吴能在短短的十年中无节制地铸行“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等大钱便是这种恶性循环的例证。而蜀汉虽一直铸行“直百五铢”和“直百”大钱,但它是以不断减轻货币重量的恶钱作为代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长此以往,国家财力会渐渐地衰竭下去,。 但总的说来，东吴严重货币混乱持续的时间较短，又得到了较为成功的遏制，加之其本身经济实力相对较强，因此其经济在此后有所回升，。而此时的蜀汉，由于其长期货币制度的混乱加之没有及时控制和其本身经济基础的薄弱，其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曹魏的货币政策也必然会经历一个动荡的过程。但是与蜀、吴两国不同，。，当权者坚定地采取屯田和积谷的有效措施，在钱制上稳定地使用五铢钱，因此很快改变了董卓叛乱后经济崩溃的局面。曹丕登基后，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结果却收效甚微。黄初二年，曹丕以谷贵罢五铢钱。以谷、帛为“货币”，这种复古的“货币”让百姓一时无所适从，于是奸商们开始用水泡谷增加谷重，用薄帛来替代指定帛，骗取中间利差，市场混乱不堪，交易全是坑蒙拐骗。尽管朝廷的奖励、粮饷还是谷、帛，但是老百姓干脆不用这种特殊的货币，直接回到原始社会那种以物易物等价交换的日子。而曹丕在位七年就去世了。曹睿登基后，太和元年，马上取消了谷帛为货币的政策，复五铢钱，魏国的经济得以好转。与蜀、吴发行虚值货币相比，，但是使用实物货币的弊端远远小于发行虚值货币。 此外曹魏与蜀汉和东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贸易不畅，因而避免了像蜀、吴两国之间那样进行恶性竞争，因此受其两国币制改革的影响也较小。虽然其也一度出现了不得不停用钱币的情形，但是曹魏统治者并没有铸行高额货币而是采用实物等价即以物易物的办法并最终依靠其强有力的经济后盾很快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在稳定民心，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这其中的原因与曹操的用人是分不开的，蜀、吴两国虽然能臣良多，但除诸葛亮等少数能武能文外绝大多数都是武臣，而曹操则培养了一大批文臣，曹操曾三次颁布《求才令》广纳天下英才。正因此，，懂得关心民生民力，注重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在制定的货币政策中，也就更利于长远的发展。 总的来看，三国时期，虽然魏、蜀、吴三国之间三足鼎立，但是三者之间经济实力上存在着较大差距。在三国斗争的过程中，当权者所制定的货币政策对国家的发展和斗争局势的变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蜀、吴两国由于采取了大量铸造虚值货币来谋求当权者利益的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这种投机倒把的行为毕竟不是真正的经济实力的增加，最终导致了两国经济的衰退和人民的不满。而此时的曹魏虽然在制定货币政策上也出现了一些差误，但是总的来说，当权者所制定的货币政策较为合理，，从而为其以后兼并蜀、吴两国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总之，货币政策虽然并不像战争政策那样产生迅速而易见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货币政策的制定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基础力量甚至国家的命运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