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后骑士时代的娱乐焦虑:《亨利五世》的体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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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1-08 16: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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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陶久胜 (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英国后骑士时代的体育一词更少意指中世纪以来培养作战技能的运动项目,其服务人体与政体健康的功能性内涵逐渐被消耗身体与威胁王权的毁灭性意义所取代,更多被神学家和精英人士指称为非道德的淫乱享乐狂欢与非法的扰乱社会秩序之娱乐。《亨利五世》中的国王亨利使军事战争、王国治理和王室婚姻等一切政治事件娱乐化,把体育变为国王维护个人英雄主义的政治工具与意识形态,与军事训练和骑士荣誉无关。斯图亚特早期国王的娱乐生活印证莎士比亚对剧中亨利的体育书写,强化了莎士比亚表达的早期现代英国对国王与贵族阶层无节制的娱乐给王权带来政治危机的焦虑。

关键词:《亨利五世》;后骑士时代;体育;都铎-斯图亚特;焦虑

一、引言

坎特伯雷大主教赞美亨利五世“神迹般质变”,但对亨利五世的娱乐体育深感焦虑,“因他过去沉迷于无用之事,/…/时间全花在狂欢、宴会和体育上,/从不潜心求学,/离开公共娱乐场地/ 与庸俗之徒断交。”[]面对法国王子的网球羞辱,亨利甚为愤怒,“他怎敢嘲弄寡人的狂热日子,/殊不知寡人从中受益”(I. ii.267-268),宣称要“把网球变成了炮弹”(I. ii. 282),为自己曾经的狂野享乐辩护,开展一场国家间的战争游戏。在战争前期,在发现斯克罗普、格雷和坎布里奇的叛变阴谋后,亨利玩弄猫捉老鼠的权力游戏,故意给他们军事任务,实则暗中安排三位奔赴刑场。阿金库尔战役前夜,亨利乔装暗访战营,士兵威廉斯表示“从不信任国王”(IV. i. 186),如有幸活着愿意接受公开决斗,但战争胜利后,亨利视政治信誉为娱乐,以国王身份出现并用金钱打赏威廉斯而拒绝决斗。战后英法和谈中,亨利提出“她(凯瑟琳公主)是主要条件,/处在所有条款的首位。”(V. ii.96-97)然而,尽管两者的婚姻早已事先计划好,但亨利仍向公主求爱,让王室婚姻化为浪漫的爱情游戏。这是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1599)的情节片段。评论界研究本剧的爱国主义思想或帝王英雄浪漫气质(Altieri,223);或使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解读剧中的种族、个人身份与国家身份之间的张力 (O’Neill, 1-9);或使用术语“兄弟关系”探究剧中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既爱又恨不列颠帝国的身份困境(Dowd,337)。这些研究忽视本剧的体育话语,没有在英国后骑士时代的体育语境中解读亨利五世的军事政治行为。鉴于此,本文从早期现代的体育理论出发,阐释剧中亨利如何把政治事件演变成体育游戏,让体育变成国家政治的隐喻,从而使体育失去骑士时代应有的道德意义和功能性内涵,透视1617世纪英国社会对国王与贵族阶层无节制的娱乐给国家带来政治危机的焦虑。

二、早期现代英国的体育理论

“体育”一词1617世纪的英国社会中意义宽泛而含糊,指向三组运动:一是《驯悍记》狩猎君王的狩猎,二是“在公共场地上玩耍且涉及一定体能运动的比赛项目”(Semenza,20),三是马维尔诗歌《让我们及时行乐》中的“爱情嬉戏或性交”。虽然前两组可能聚焦于消耗体能的、强身健体的运动,但第三组运动因罪恶、纵欲之特征为神学家、道德人士指控所有体育项目提供了理由。为给体育辩护,当时一些教育理论家如理查德·马卡斯特定义体育为“一种猛烈的、自愿的身体运动,它改变呼吸,其目的在于保持健康,使身体进入一种非常好的习惯。”(Mulcaster,62) 马卡斯特推荐体育项目如“摔跤”、“大声说话”、“细声阅读”等,理由是“大声说话”锻炼声带,而“细声阅读”训练眼睛和大脑。甚至到17世纪后期,弗朗西斯·富勒也把体育界定为“所有的身体运动或挪动……无须使用内脏,便可……足以让自然驱赶压制她的敌人,”强调长跑、打喷嚏和咳嗽的益处。(Fuller,5)

为避免对具体体育项目归组导致的混乱,早期现代英国人撰写体育论说文,采用宗教、道德视角对体育做不同划分。最有代表性的体育著作要数1563年牛津神学院教授劳伦斯·汉弗莱献给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的三卷本《贵族》,他试图区分以懒散为特征的贵族性和以基督的和自然的美德珠联璧合为特征的“真正”贵族性。与其他的人文主义行为册子类似,《贵族》推荐一些适合于培育英国贵族的体育项目。尽管神学院准许贵族拥有享受娱乐体育的自由,但汉弗莱小心谨慎地强调适度原则并区分合适的和非合适的体育项目:“在他们的娱乐和体育中,他们应该保持黄金分割线,区别两类体育。更值得推荐的是让人更强壮和更有男人气质的项目,显现某种庄严和勇士品格。古希腊人从事疾走、跳跃、投掷、摔跤和跑步等运动……另一种项目遭到质疑,诚挚地说,基督徒不是在运动。或者说只有把威严屈从于淫乐的贵族可能会参与此种项目,如跳舞、击打乐器、玩甩子、下棋或者网球。”(Humphrey,2)汉弗莱倡导第一种运动,因为它让运动员为艰苦战争做准备。正如“庄严”的英文stately所示,与“国家”(state)相关的体育运动有服务国家之功能,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反,汉弗莱怀疑第二种体育娱乐项目的道德性和适度性,因为它生发无用的、女性化行为。

如果詹姆士一世(1603-1625)在语境中定义体育合法与否,伊丽莎白一世更关注某些项目是否会影响到政治秩序与国家军力。言外之意,某些体育项目合法与否由其内在属性决定。在《皇家礼物》(1599)中,詹姆士公开拒绝当时一些人士认为的某些特定体育项目在本质上是非法(有罪的、不道德)的观点,相反,他总是在体育事件发生的具体语境中考虑问题,更不会赞同一些清教徒简单地把体育等同于淫乐并以偏概全反对任何娱乐体育的主张。(Govett,55) 女王3次颁布官文限制非法运动而支持箭术。实际上,她只是确认和重述了女王父亲亨利八世1541年颁发的一道官方文书:“据圣上所知,自耕农、仆人、熟练工人、学徒、苦力工和普通的穷技工每天沉浸于玩甩子、打牌、扔保龄球、打网球和其他非法体育项目,与圣上的让人称赞的法律和法令背道而驰。以如此方式,不仅圣上的各阶层臣民下落为懒散与其他不便,而且有时倍受国人称赞的、显露国威的箭术也疏于操练与受损。圣君……因此直接下令并做出指示,任何自耕农、仆人、熟练工人、学徒、苦力工和其他普通的穷技工,只要在60周岁以下,四肢能动,就不可以参与任何非法的体育游戏。”(Hughesand Larkin, 279) 此项声明呈现了两道独立而联系在一起的命令。首先,禁止平民从事皇家文书列出的非法项目,特别理由是像玩牌、扔保龄球这样的项目自古以来就是非法运动,因为它们散播懒散且使人分心,无法让人做好本应参与的如箭术一样的体育项目。第二,官文要求所有“可爱的臣民……训练和使用箭术。”(Hughesand Larkin, 279)

对体育的怀疑与否定似乎成为宗教界和王国政府的主流声音,而这离不开一个事实——英国正处于从中世纪的骑士世代向1617世纪世俗社会的转型期。在骑士世代,体育被哲学家、教育理论家等高度推崇,体育取得个人荣誉、骑士美德及捍卫国家与上帝秩序的意义。柏拉图第一个倡导一种“系统的简单而有灵活的体能训练,尤其为战争做准备的训练。”(Plato,404)亚里士多德则强调,通过适度聚焦于思维锻炼,体能训练可能给年轻人注入勇气。英勇源于崇高,而真正的崇高必定起源于思维。(Aristotle,1338) 古罗马军事科学家韦格蒂乌斯阐明适度训练对培养潜在士兵的重要性,“让被选作军事作战的青少年拥有敏捷的眼睛,垂直的脖子、宽阔的胸脯、健壮的肩膀、强劲的手臂和长长的手指,让他的肚子变小、臀部变细,他的腿脚不因多余脂肪变臃肿,而是因结实的肌肉而变坚实。”(Vegetius,6) 马基雅维利在《战争艺术》(1521)列出招募一名真正的运动员和一个懒散的纵乐者之间的区别。他指出,尽管一个人的职业可能会标志他潜在的军事才能,但表象是不可靠的。他最看重运动员道德的正直,“对我来说,我不太考虑他们的职业性质,而更重视这些人的道德品行。”(Machiavelli,33) 他强调,他们必须接受“跑步、摔跤、跳远”及其他体育项目的培训,锻炼成有强大战斗力的美德骑士。

然而,火枪火药的引进逐渐改变欧洲人对传统体育运动的依赖与认知方式。火枪技术的发展直接造成骑士精神的衰败,导致国民尤其是贵族阶层抛弃过去体现其英勇、崇高人格与高超剑术的战场。(Semenza,71)“到16世纪早期,贵族青年以往打包行囊外出学习体育战术的行为逐渐减少。更少贵族愿意花高价请学术渊博、体育箭术卓越的导师培养有战争前途的孩子。”(Hale,91)甚至菲利普·锡德尼赞扬军事运动的荣耀时,坦言“青春、运气和赞扬甚至让我自傲。”(Sidney,53)因为枪支大大增加了制造荣耀的“运气”成份,英国贵族对军事荣耀的热情大减。除新武器外,当代批评家J.R. 海尔还把厌恶军事体育归于许多其他因素:“战争中死去和社会地位低劣之人继承爵位;作为真正货币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财富缩水;不通过军事继承权获得政治头衔成为趋势;考虑到恒定的军事机构及其运作方式新发展,职业军事机构的实际缺失状态可能使贵族‘呆在军中’但与和平时期其阶层的变化保持互动。”(Hale,96-97) 换言之,早期现代的军事技术革命开启对体育意义的负面解读,而当时贵族群体衰败和新型资产阶层的崛起则加速了骑士社会的瓦解与体育精神的衰退。当体育失去骑士时代的军事准备之功能时,从手段变为目的,转变为一种为娱乐而娱乐的消遣,自然会引起神职人员和贵族社会的愤怒、指控或怀疑讽刺。



     

三、《亨利五世》对国家政治的娱乐化书写

上演记录表明,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在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非常受欢迎。(Greenblattet al, 1445) 该剧主要叙述亨利如何在军事战争、王国治理和王室婚姻方面中重获黑太子爱德华时期(1330-1376)的辉煌。戏剧伊始,就亨利五世向法宣称一些公爵之地属于他伟大祖先——爱德华三世一事,法国大使来到英格兰王宫:“法国大使:对此,我的主人法国王子/ 回话说,这暴露出您年轻幼稚,/并警告道,法国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用一曲轻狂舞蹈而轻易获得:/您不可能狂欢而得到那里的公爵之地。/他因此送给您,更适合您精神/一箱财宝,相反/ 希望您宣称的公爵之地/ 您不再提及。”(I. i. 249-257)当被告知财宝为网球后,亨利突然恼羞成怒,立刻予以反击:“当寡人已经为这些网球配好球拍/上帝荣光在上,寡人将赴法国打一局/把法王的王冠打入球门/告诉他,他已经开始与牧马人之间的一场比赛/所有法国牧场都会受到打扰,/因为军事进攻……/他怎敢嘲弄寡人的狂热日子,/殊不知寡人从中受益。”(I. ii.261-268)剧中法国王子使用“网球”和“舞蹈”嘲笑亨利年轻时“狂热”、“轻狂”和“狂欢”,而当政后的亨利把自己比作“牧马人”回应前者,决定为其配“球拍”并与其展开一场“比赛”,让其为送“网球”礼物承担后果,为亨利“挥霍的报复”(I. ii. 283)买单。亨利把自己即将发动入侵法国的报复性战争描述成为一场网球赛。

体育词汇早已进入早期现代的政治生活。网球、“舞蹈”等体育项目与“轻狂”和“狂欢”否定性意义联系起来,而亨利的极度愤怒之反应暗示他对待体育娱乐的矛盾立场。亨利愤怒法国王子嘲讽他沉溺于体育,又试图证明他从体育“狂热日子”中“受益”。无论是法国王子还是亨利五世,战争失去拯救正义的仪式性,堕落成无政府主义的暴力。(Semenza,78)亨利把本用来捍卫民族利益、实现国王神圣职责的军事较量变为实现个人报复的政治工具,他举国家财力与国力发动战争纯粹是为了维护个人英雄主义,如同打一场网球赛。(Semenza,76-77) 早期现代网球运动是在公共场地上开展的比赛项目,涉及“牧马人”骑术,而骑术又与狩猎等户外运动密切相关,如此一来,剧中的“网球”、“牧马人”和“牧场”等可以解读为狩猎的转喻。亨利八世和詹姆士一世可谓是狩猎活动的狂热爱好者。年轻时期的亨利五世除了与福斯塔夫等人在客栈厮混外,也经常外出狩猎,他现今发动的侵法战争正是狩猎、网球运动的延伸。如罗杰·曼宁所说,“狩猎为国王和贵族提供体育和娱乐,总是为战争中所必须的技术和勇气提供培育和展示的机会。它是对战争的仪式化效仿,涉及在贵族阶层的竞争党派之间精确掌控暴力。”(Manning,54)玫瑰战争期间,鹿园、森林和运动领地是被竞争的国土角逐场,约克和兰卡斯特家族“理所当然地突袭他们认为是属于伪君王的森林。”(Manning,14)而自15世纪以来,贵族关系已经堕落到琐碎的竞争关系。埃塞克斯伯爵与政务秘书塞西尔冲突为典型,派系斗争正发生莎士比亚创作历史剧的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

然而,《亨利五世》第五幕合唱团把亨利比作“取得征服大业胜利的凯撒”(V. C. 28),这只能从1617世纪社会对待体育的矛盾立场得到解释,因为体育规则与社会规则不相对应或有时甚至矛盾,如足球比赛的“有序暴力”被标志为缺乏约束与无规则的“狂欢”。但是,与战争一样,像网球、足球等体育比赛有每位运动员都必须无条件认可和遵守的形式系统,“体育‘把控’一个暂时的世界,规则有不容怀疑的绝对约束力。”(Huizinga, 30) 理查德·卡鲁报道1602年一场足球赛时指出,在七八英里的运动场徜徉、参与更大规模的比赛不是不寻常的事。他叙述道,踢球的目标始终如一,就是不用手而把球踢进对手的球门内。卡鲁继续道,一旦球落下,参与者在愤怒争斗中力图控制球,而其中不可避免有死伤事故,而只有数小时后待球到达其中一个球门,运动员才回家或者回到客栈,评论和吹牛此场球赛。(Carew, 73-75) 年轻时期的亨利五世不也经常出去踢球和狩猎,然后回到福斯塔夫客栈吹牛吗?毫无疑问,亨利发动征服法国的战争以证明从这些“狂热日子”中“受益”,因为他认为体育规则系统能让他更快更好地准备战争,依靠战争法则掌控战局和获得骑士荣誉,因为运动正如宗教和神话,满足人类对有序的、有意义的宇宙追求。体育以一种理想化形式满足人类对可辨正义之渴望,使道德理念永恒化,并用绝对术语提供一个新世界版本,允许运动员通过完成清晰定义的任务实现大家认可的目标,给混乱世界带来暂时秩序。(Bourdieu, 47)

除战争外,《亨利五世》国家政治的体育书写还表现在亨利与贵族大臣玩弄猫捉老鼠和失信于臣的游戏。第二幕第二场中,亨利假装交给三位叛徒斯克罗普、格雷、坎布里奇军事任务,亨利开始伪装宽容,“仁慈仍然活在我心中”(II. ii. 76),事实上他在给三位转交的信中叙述,“寡人认为这次反叛就像/ 人类的又一次堕落。错误明显。/按照法律拘留他们……”(II. ii. 138-140),“寡人必须考虑王国安全,/而他们致力毁掉王国,因此寡人有理由按/ 上帝律法执行。”(II. ii. 171-173) 阿金库尔战役后,亨利失信于与威廉斯的决斗,对叔叔埃塞克斯说,“给这手套装满克朗金币”(IV. viii. 52) ,然后让弗艾伦把决斗信物手套送回威廉斯并叮嘱道,“你必须对他友好。”(IV. viii. 56)亨利五世完全不遵守自己许下的决斗承诺,正如不遵守法律一样,但他却处决了前面三位叛徒。他在律法上对待自己与臣民的双重标准不言而喻,他不再按骑士理念与臣民交往,忘记英勇、诚信和战斗规则,选择用克朗代替体现骑士精神的决斗。正是在早期现代火枪瓦解军事体育的骑士属性的语境中,亨利五世使用金钱解构决斗的骑士精神和自然法的绝对性,让王国治理转化为一种玩弄权术的体育游戏。

亨利五世让体育游戏隐喻王国治理,隐射了1617世纪英国社会从骑士文化向后骑士文化转变的现实。与剧中亨利五世类似,詹姆士一世特别青睐新斯多葛主义哲学,因为它提供了一套保全他这个苏格兰君王在复杂的英格兰王宫中生存的政治权术,可让他游刃有余地玩弄政治,如他最擅长野外狩猎一样。(Salmon, 169) 当时散文家罗伯特·琼森在《论历史》中引证塞内加原则为可愉悦心灵、坚定意志、鼓励古雅典和斯巴达人的军事热情的教程,而塔西佗政治学同样必不可少,“它正如迷宫,连接狡诈和欺骗的友情,用沉默压制愤怒,用无辜伪装背叛……尽管它被那些阳光看待历史的人所厌恶,然而它最有用,教育心灵应对类似事故……这个角度上,我更喜欢塔西佗,视他为最能依靠的人。”(Salmon, 175) 得到伊丽莎白一世的支持,塞西尔派系在1600年几乎把埃塞克斯派系清除殆尽。除埃塞克斯被处死,大多被女王入狱。然而,詹姆士一世上台后,大赦原埃塞克斯派系成员,甚至大胆提拔和重用其中一些人。有讽刺意义的是,原埃塞克斯派系成员凯茨比于1605年多次发动政治叛乱,制造了更多的不稳定气氛,而为得到更高政治地位和津贴,其他派系之间互为敌视,强化了竞争、怀疑和和冲突。(Salmon, 177) 如果《亨利五世》中的王国治理因为亨利玩弄权术而使王权充满诸多不确定性,那后骑士时代的新斯多葛主义文化让英格兰政权动荡不安,这是否暴露伊丽莎白人的娱乐焦虑?

                                            


四、英国16、17世纪社会的娱乐焦虑

第一部分提到,早期现代英国体育意义宽泛而含糊,除指向狩猎、网球等强体能项目外,也意指“爱情嬉戏或性交”。在《亨利五世》故事的结尾部分,国王亨利要求法王查尔斯用条件购买和平,并责令法国公主凯瑟琳列为谈判首要条件。他非常清楚,法王一定会无条件接受和谈的所有条款。尽管如此,亨利同时展开一场疯狂追求凯瑟琳的“爱情嬉戏”。他说,“天使像你,凯特,且你像/ 天使”(V. ii. 108-109),“我没有其他方式来矫揉造作,/惟有直接表达‘我爱你’”(V. ii.124-125),“如果你让我作诗或跳舞,/凯特,你干脆杀了我”(V. ii. 131-132),“作为一个平凡的/ 士兵对你说…../我只有内心深处的爱情誓言……/请接受一颗平凡而真诚的忠诚之心”(V. ii. 145-149)。亨利五世自称士兵以降低身份,给对方一个不善言谈之人的印象,却使用爱情语言“天使”、“我爱你”、“忠诚”等捕捉凯瑟琳的芳心。当凯瑟琳问道,“有可能我会爱法国的敌人吗?”亨利回答,“是的,你不可能爱上法国敌人。/但是通过爱我,你爱上法国的朋友,/因为我如此爱法国以至不可能与她的任何一个村庄分离,/她的一切都是我的。凯特,当法国是我的,/我是你的,你的是法国,那你就是我的。”(V. ii. 163-168)面对凯瑟琳质疑亨利的法国敌人身份,他使用类似三段论的哲学推理证明自己是法国的朋友。

被认为是非道德的“爱情嬉戏”如何具备体育之特征?约翰·邓恩在诗歌《鱼饵》中就利用体育一词弹性的模糊悖论性内涵,使及时行乐主题的田园诗中的典型情人理论化,把她变为一位卑鄙的、擅长言辞的说话者——渔夫——的猎物。宣称自己因情人的美丽而狂热,说话者极力掩饰自己正在从事的体育——“捕获”美丽少女:“你是诱饵,/没被抓到的那条鱼儿,因此,/唉,比我聪明许多。”(Donne, 29) 尽管垂钓为一种使用鱼饵钓鱼的锻炼心智、体能的合法运动,求爱为一种使用语言艺术的“爱情嬉戏”且通常与淫乱相联,但两者在目标和形式手段上非常类似,垂钓既是一种运动项目更是性征服的隐喻。(Semenza, 21) 后骑士时代的体育既意指“爱情嬉戏”,也隐喻类似“爱情嬉戏”的一切非道德的淫乱狂欢与非法的扰乱社会秩序之娱乐。剧中亨利五世让一切政治事件娱乐化,体育似乎成为王国政治的隐喻和亨利政府的意识形态,亨利六世的王国因此逐渐走向内战边缘且最终灭亡(Epilogue, Chorus 9-14)。一位乡村贵族就叙述了1581年发生的一场致命足球赛:双方发生口角,“……洛奇·卢德夫快速跑向足球,意在猛踢。尼古拉斯·马丁用右臂的前部和理查德·特维用左臂的前部重击洛奇·卢德夫胸部下的身体前部,向他致命殴打和撞击,直至三刻钟后卢德夫死亡。”(Jeafferson, 97) 此类大规模的户外运动有自身的体育规则,满足参赛者追求秩序和控制生活的信仰,但由于其参与人数量巨大且比赛规则与社会法律相冲突,自然在狂欢中容易失控,极易演变为政治叛乱,如1581事件所发生的一样。剧中亨利五世年轻时期的“堕落”和他当政后让国家政治体育化不禁让观众联想起这些毁灭性、叛乱性的体育事故。

作为统治英格兰、爱尔兰和法国的联合君王,剧中亨利五世最易让人想起统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的斯图亚特君王,詹姆士一世无节制的娱乐印证莎士比亚对亨利的体育书写,强化了莎士比亚的娱乐焦虑。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许多重要政治事件发生在国王外出狩猎期间。克里斯托弗·杜斯顿毫不夸张地告诉我们,“狩猎……占据了[詹姆士]大部分时间,使他长达数周远离王宫。”(Durston, 9)事实是,沉迷于狩猎阻碍詹姆士履行国王职责,造成他与枢密院议员之间的隔阂。试想象1604年的情景,枢密院秘书塞西尔接到远在外地狩猎的詹姆士来信,“尽管寡人现正在快乐天堂的顶峰,但寡人不会忘记你和同事们正在炼狱中煎熬,为的是服务寡人的王国事业。”(Akrigg, 227) 塞西尔会做出何种反应,是愤怒还是无奈?历史文献记载了詹姆士众多类似的玩忽职守的例子。再如,1610年,国王面临财政危机,索尔兹伯里提出以詹姆士多项退让为前提而让贵族资助国王的《大合同》,当国会讨论此方案时,他一大半时间在外狩猎而影响进度,却责怪贵族故意拖延时间并解散议会,合同破产。(Durston, 9) 他视行使政权为体育游戏,其后果甚至被当时在英的威尼斯大使注意到,“[]似乎忘记自己是国王,却愚蠢而执着地追逐牡鹿。”(Brown and Hinds, 70)

如果剧中亨利五世的军事征服更方便与詹姆士一世的外地狩猎联系起来,那前者与凯瑟琳的“爱情嬉戏”便警醒观众后者纵欲的宫廷生活。就在登基时段,詹姆士国王使皇家消费翻倍,高额花费于宠臣,花费重金满足王后安妮对耀眼夺目的珠宝和惹人注目的礼服之偏好。王宫俨然是一个体育消遣之地,从玩甩子和打牌等公开赌博到每晚精心准备的假面具戏剧表演,甚至公开显现低俗下流的性行为。1617世纪政治家、哲学家以不同方式表达出来对英国社会的娱乐焦虑。1606217,一项提案禁止1603年官方文件所列举的所有亵渎神灵的非法体育项目,制定了实施规则:违者被要求罚款10先令或关押3小时。(Bond, 96) 塞缪尔·佩皮斯叙述网球运动后的查理一世(1625-1641),“国王会在赛后的中午时间再去称重……今天他失去了四磅半。”(Pepys, 91)汗液的丧失展现了他较好的运动机能,可早期现代人想到的是查理一世的性行为,因为男性身体的水“具有经济价值,只有在适度情况下才能分享,以保存或扩大王朝主权,”不像会漏的、标示“失控”意义的女性水。(Hillman, 43)查理一世的四磅半汗液就潜在演变成他的社会构建权力的象征,他的私人生理身体通过其强大而珍贵的生殖液体繁衍后代,使斯图亚特王朝永恒化,从而维护国家象征身体的健康。然而,既然男性身体水惟有在“适度情况下”才具有经济价值,那查理一世因无节制的体育活动导致液体过量排泄,就被解读成了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之威胁。

与剧中亨利五世类似,斯图亚特早期君王让体育成为其私人生活和王国政治的隐喻,体育似乎转为其崇拜的偶像。这激起神学家尤其清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激进地反对所有体育项目以表达对处于战争前夕英国的焦虑,犹如《亨利五世》剧末所预设的对未来亨利六世统治的焦虑——“将丢失法国且让英格兰流血”(Epilogue, Chorus 12)。体育困扰1617世纪社会不仅因为它与君王生活联系紧密,更由于它长期与罗马教廷和偶像崇拜联想有关。(Semenza, 164) 当时纽卡斯市一位清教徒这样评论五溯节的体育活动,“自由和淫欲的缰绳被放松。五溯节的柱子和游乐者,戏法师……现在愈加火爆。(Underdown, 274) 托马斯·霍尔强烈谴责娱乐体育,发现“在过去,剑悬置于我们的头顶,不会有如此公开的亵渎上帝;现如今,剑不见了,人们再次回归到旧时呕吐,不再考虑一个事实——上帝注视着我们所有的行为并据此做出最后的审判。”(Hall, 3) 这些辩论家把体育当成指控君王的教皇般腐败和非神圣性的证据,认为在象征和仪式层面,体育失去骑士世代具有的保卫国王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功能。(Kantorowicz, 1-7) 他们竭力抵制传统狂欢形式,不区分具体语境,把体育和类似的象征和仪式阐释为英国即将陷入的内战漩涡或与欧洲天主教势力较量的符号,因为在他们看来,体育无论字面意义上指向国王从事的娱乐活动还是隐喻意义上暗指统治阶级卷入的派系斗争或国际冲突,都将把英国推向战争深渊。

五、结语

体育在骑士世代的培育军事才能的内涵被文艺复兴时期火枪技术发展和人们对战争的态度所逐渐破坏。到伊丽莎白一世后期,体育几乎成为神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所批评的一种低级而肤浅的现象。当地戏剧评论家西奥多·梅伦指出,“创作于后骑士时代的莎剧《亨利五世》展示,战争不仅是悲剧性和血腥的,而且是徒劳无益的。”(Meron, 8) 莎士比亚在本剧中使用诸多体育意象和隐喻,说明战争只是君王之间的体育竞争,王国治理、王室婚姻等重大政治事件不过是国王玩弄的猫捉老鼠游戏和个人无节制的体育淫乐。他通过该剧参与体育论争,批评后骑士世代非神圣化、无功能性的体育文化,斥责都铎-斯图亚特早期国王和贵族社会显著的无节制的娱乐行为。在书写体育对亨利五世的金雀花王朝的影响中,莎士比亚表达出1617世纪英国社会对统治阶层无节制的娱乐给国家带来政治危机的焦虑。正如同时代作家约翰·戴在《海鸥岛》(1606)中指出,体育是国家娱乐和欺骗不列颠臣民的首要工具和意识形态。(Day, 8-13) 斯图亚特君王与贵族的荒淫娱乐行为既印证又强化了莎士比亚的焦虑。那当《亨利五世》满足早期现代观众的娱乐焦虑之心理诉求时,它是否也和詹姆士一世的《皇家礼物》及《体育》(1617) 开展对话,讨论国王在两书中提出的观点“体育永远是有用的”是否正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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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十六、十七世纪文学中的疾病意识与国家焦虑研究(批准号:16BWW05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英国1617世纪文学的疾病叙事研究(批准号:WGW1515)和南昌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编号:06301178)的阶段性成果。

[]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Life of Henry the Fifth,” in The Norton Shakespeare: Based on the Oxford Edition, eds., Stephen Greenblatt etal., New York & London: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1454-1523, I.i. 54-60. 后文引自该剧本的引文将随文标明该著幕、场及行次,不再另行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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